接下来的几天我康复得很快，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涂上一种腥臭的膏药，似乎非常见效。

    后来我又得知，那些经历了列车脱轨和纳粹屠杀而幸存下来的少数人里，也包括小伊洛，这个好消息也促进了我的康复。而果尔达却不在我们这批幸存者里，我只能猜测她或者是死于纳粹的枪口下，或者是在途中就已经罹难了。

    哈伊姆，还有我的母亲，他们是生是死，我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同一列火车上，尽管目的地是相同的。当然，对于双亲可能遭到的命运，小伊洛还蒙在鼓里。而现在照看她和尼古拉就成了我的责任。

    如果当时的我明白这责任意味着什么，很可能便会退缩的。但在我康复期间，尼古拉和伊洛已经重拾了他们结下的友谊，现在谁也无法拆散两个孩子了。而且有了彼此作伴，他们就不会一直惦记着父母的下落，我心虚地保证他们很快就会和父母重逢，这样似乎就令他们他们满意了。

    于是，当我们的救助者宣布离开时，我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成为了尼古拉和伊洛的唯一监护人。其中主要的缘故，就是在所有幸存者当中，只有我们三个的国藉是罗马尼亚。余下的则是保加利亚人、匈牙利马扎尔人和其它斯拉夫民族的人，他们全都是犹太血统。除了这些寥寥无几的幸存者，那列火车上无数的乘客不是死在途中，就是在列车翻倒后，被纳粹屠杀了。

    在我休养康复期间，算是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那些救助者在有限的条件下对我们照顾有加。

    我的伤势和一些人比起来还算轻的，但也有另外一些幸存者，比如尼古拉和伊洛，因为翻车时被埋在了其他人的身体下面，因而躲过了纳粹的毒手，竟奇迹般毫发无损地生还了。尽管如此，我知道还有几百人……也许是几千人都在途中或者枪口下丧生了，这件事实叫人心头压抑。我还听说，从残骸中救出所有幸存者后，抵抗军士兵们决定将无数的死难者一同火化。他们从先前劫获的纳粹运输车上搬来燃料，将列车和尸堆一起点燃，化作了烈火熊熊的地狱。

    这些信息，是在之后不多的几次谈话中，凯罗告诉我的。当我能够开口说话时，便打听出了克拉科夫的大致方位。

    我开始为尼古拉和自己计划去寻找妈妈的下落。但还有伊洛，现在我知道，我们必须带上她了。凯罗试图说服我回到罗马尼亚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不肯接受这个建议，最后他只好妥协了，又将自己所知不多的信息尽数告诉了我。

    对于前途我并不乐观。我要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前往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克拉科夫，比现在更加深入波兰境内。而我的肩膀受了伤，抱不动他们，两个孩子只能自己走路。

    我们没钱买吃的，也没钱住宿，仅剩下身上的衣服，虽然清洗干净了，但一路上已经磨得破旧不堪。加上我们听不懂也说不来这里的话，连求助问路都困难。

    但除了凯罗，其他人都没有异议，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想承担三个孩子的负担。

    于是，我们的救助者和我们道别，留下他们的祝福，然后消失在了森林之中，继续履行他们对抗纳粹的使命。而我则带上尼古拉和伊洛，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漫长的旅途，向着北方，去寻找我们挚爱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