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在青年记者之中，三十二岁的刘宾雁要算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点人物”了。
和王蒙、刘绍棠一样，刘宾雁是一个早熟的文学青年。
一九二五年元宵节的晚上，刘宾雁出生在长春市一个铁路职员的家庭。
一九四四年，十九岁的刘宾雁便加入了中共——王蒙是在十四岁加入中共，刘绍棠则在十七岁加入中共。
长春离苏联不远，而又长期受日本统治，所以刘宾雁从小就学俄语和日语。于是，二十来岁的他，最初迷恋于文学翻译，曾译了几本苏联的文学作品。
据刘宾雁自述：
“一九五一年以后，新闻工作几乎吸住了我全部的兴趣。对于文学，只限于关心，搞创作仅仅是未来的一种可能了。”①
刘宾雁在一九五五年曾遭到政治上的“麻烦”。幸亏公安机关在四个月之内破了案，使刘宾雁避免了一场“反革命”之祸。
此后，刘宾雁到三门峡和兰州采访。在兰州黄河大桥工地上的采访，促使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号《人民文学》。
紧接着，刘宾雁又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本报内部消息》。
刘宾雁的这两篇报告文学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刘宾雁曾这样说：
在很多人看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年底，已经出现了它的影子，那时评论界围攻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达到高潮。继之，一九五七年一月，在《中国青年报》会议室里召开过一次小型座谈会，讨论这篇小说和我的《本报内部消息》。会前，每人发了一份王实味的。这就很说明问题了。②
在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刘宾雁和林希翎由于志趣一致，彼此间作了这样的评价：
林希翎称刘宾雁是“中国的奥维奇金，是新中国文坛上第一个真正配得起敢于‘干预生活’的特写专家。”
刘宾雁则称林希翎是“有才能，善于独立思考的了不起的青年。”
在“反右派”开始之后，刘宾雁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众矢之的。
在种种批判刘宾雁的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右派分子刘宾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署名为“《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篇文章指出：
刘宾雁是一个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人。一九四四年九月入党后，一再拒绝党对他的仁至义尽的帮助，一直没有得到改造，长期以来对党组织怀有不满和对立情绪。一九五三年以后发展到对新社会的不满，向党攻击，自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最近这两年来，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宾雁曾在党支部大会上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党是我的。”这话倒也真实地透露了他和党的关系。
刘宾雁对党的领导机关满怀憎恶之感。他说道：“官僚主义腐蚀党的肌体，使党脱离群众。机构庞大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就是党内一批‘贵族’的出现。”接着像煞有介事地说：“中央应采取措施，创造出官僚主义病菌不能容身的条件，而首先是——不给这种人以‘生命保险’，干得好叫他干好，不好——请他走。”他曾在许多地方宣扬这个“理论”。去年十二月在他写的《湘鄂所见》中写道：“坐在警戒森严的，豪华的皇宫里的，只有党委机关，和党省委的人。”他只和党省委一个干部谈了一次话，就说：“更令人气愤的是住在这里的人一般都不大了解情况，依靠层层汇报过日子。”
反党分子刘宾雁表面好像并不反对党的领导，而实际上他认为“党的领导问题很多，在许多重要领域中是可有可无的。”他历来扬言厂矿党的领导无能，“工厂里根本没有政治工作”，生产管理混乱，劳动竞赛搞不起来。他常把党对文艺的领导与教条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它妨碍文艺的发展，因而在实际上处处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他在《上海在沉思中》这篇文章中，一笔抹杀党领导文化艺术的成绩，甚至说成不如解放以前，他恶毒地挑拨说：“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关系不同。”他认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限制，是多此一举，是妨碍新闻工作者发挥作用。
刘宾雁对党极端不信任，在群众中散布对党和党的领袖不满情绪。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解决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然而刘宾雁却说：“八大”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没有好好开展批评！他在报社整风会议上露骨地说：“团代会毛主席说开得好，群众（？）说开得不好，我说开得不好。”邓小平同志在团的“三大”以后，向团的省市委书记讲了话，团中央要把他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团委，刘宾雁也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看，刘宾雁的反党态度多么狂妄！
这篇文章还指出：
怎样反官僚主义，克服缺点呢？他说：“我对‘大民主’很感兴趣。”虽然他还没有公开提倡过罢工，他却宣传过罢会。他说：“因为只有‘大民主’才能狠狠地刺激一下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者，使他们清醒。”他在实际工作中，确也曾这么做了。他去年在哈尔滨电机厂就曾经贴出一张条子，说有事可找他，鼓动了一百多工人找他。他看中了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林希翎那样的右派分子。他说：“犯了错误受了打击、生活困苦和不得志的人，随时都可以引起我的同情。”“我往往把同情寄与被统治者。肃反被斗的、资产阶级、小工商业者没落的、旧知识分子……”他就是欣赏、歌颂和依靠这一批人。
刘宾雁把社会主义看成漆黑一团，把一切缺点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官僚主义，而所谓官僚主义就是党的领导。他依靠一批对党仇视、不满的分子，主张用大民主的方式，这就是刘宾雁口口声声要“革新”、“反官僚主义”的真实内容。
刘宾雁中箭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他被“下放”到山西、山东和北京郊区的农村，劳动了四年。他在劳动之余，居然背下了一本英日字典。
直至一九六六年三月，刘宾雁终于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是，只过了两个月，他便被“内定”为重新打成“右派”。
“文革”中，刘宾雁又一次被“下放”农村，达八年之久。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刘宾雁仍被报纸点名为“右派分子”。如刘宾雁所说：
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海一位文人所写、全国报纸转载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姚文元》的文章，和一九六七年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惊人地如出一辙地点出我的名字，而且重新冠以“右派分子”头衔。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预告了以后现实的一个小小侧面：为使“左派”永远是左派，“右派”必须永远的右派。①
直至一九七九年八月刘宾雁写了《人妖之间》，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刘宾雁这才重新走上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