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将”彭子冈落马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女将”彭子冈落马

    这首发表于一九八零年第七期《文汇增刊》上的诗,是彭子冈的儿子徐城北为晚年的彭子冈所勾勒的“素描”。

    确实,在彭子冈晚年,日夜萦绕在她的脑海中的,是“昔年峥嵘的岁月”,是“先逝友人的墓穴”。

    彭子冈最为怀念的,莫过于浦熙修了:当年,抗战“峥嵘的岁月”,她俩在重庆是新闻界的一对姐妹花;在一九五七年,又双双成为“右”字号的“能干的女将”……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报导:

    《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毒化了她的灵魂彭子冈堕入右派泥潭自夸为二十年党龄的“名记者”原来是浦熙修的忠实伙伴》

    报导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连日集会,揭露和批判《旅行家》杂志主编、《文汇报》编委彭子冈的反动言行。

    彭子冈是共产党员,过去曾作过十多年大公报的记者。她出身在一个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长期以来,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始终同党貌合神离。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这位以“二十年党龄”和“名记者”自诩的彭子冈更变本加厉。她一方面参加浦熙修、费孝通右派骨干分子策划向党进攻的活动,企图单纯从法理的观点,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打掩护,一方面又积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内部点火。她张贴大字报或在座谈会上叫嚣,阴谋否定团中央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主张撤走党员领导干部,取消中国青年出版社。她还主张停办《农村青年》,要求把《旅行家》杂志改为“同仁刊物”。

    彭子冈,原名彭雪珍,一九一四年二月七日出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她在苏州景梅女子师范读书时,就写了两首诗《我骂你》和《月夜》,上高中时又写了散文《送寒衣》和《死》,这些作品被叶圣陶看中,发表在《中学生》和《中学生文艺》杂志上。这样,她爱上了写作。

    一九三四年,她改用“子冈”的字名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语专业。此后发表作品,也署“子冈”,竟以此名传世,以至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原名。

    不过,彭子冈只在中国大学学习了半年,就离开北平前往上海。那时,她的中学老师沈兹九正在上海主编《妇女生活》杂志,她就在《妇女生活》杂志当记者,从此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沈兹九后来在一九四一年和胡愈之结婚。

    彭子冈在一九三六年和《大公报》记者徐盈结婚。徐盈,本名徐绪桓,字奚行。一九三七年,彭子冈和徐盈双双进入江西“红区”——中央苏区采访。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行动。他们用自己的笔,报导了“红区”的见闻。

    不久,彭子冈也进入《大公报》当记者。

    一九三八年,彭子冈秘密加入中共。所以她是“三八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她的丈夫徐盈,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就这样,彭子冈在记者的公开身份掩护下,做着中共秘密工作。

    四十年代,在抗日的炮声中,彭子冈和浦熙修先后来到“陪都”重庆。一个是《大公报》记者,一个是《新民报》记者,她俩旗鼓相当,并肩采访。

    彭子冈曾回忆和浦熙修并肩采访的情形:

    “那时候,我们的行业叫‘跑’新闻,那真是跑啊,山城上下,有多少阶梯,我们不搭任何交通工具,都是徒步,且说且走,颇不气闷。有时警报来了,便躲进邻近的防空洞。有时天色已晚,两人家中不见人回,便互相寻找……”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是重庆的记者们最为忙碌的时刻,彭子冈也处于异常的忙碌之中。因为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举国瞩目的新闻。

    彭子冈赶往重庆九龙坡机场,等待着毛泽东专机。作为中共的秘密党员,她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好这一重大新闻。

    果真,翌日她就发表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这篇一千五百字的特写。她写得那么细腻:毛泽东那被香烟烧得焦黄的手指,那簇新的白绸衬衫,那崭新的鞋底,那一口湖南话……她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在众多的新闻稿中,唯她这篇特写最受读者欢迎。

    彭子冈这样写道: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罢。”赫尔利欲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儿是好来坞!”

    于是他们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中国喜欢看的镜头。

    张部长在汽车旁力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

    毛、张、赫、周四个人坐了美大使馆二八一九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二八二三号的蓬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五十号了。侍从室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

    记者们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调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

    ……

    张部长报告蒋主席电话里说:八点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先生等稍稍休息后再赴晚宴,作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①

    解放后,彭子冈曾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一九五四年,胡乔木建议办《旅行家》杂志,提名彭子冈主笔。于是,彭子冈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旅行家》。

    彭子冈在重庆时,和周恩来夫妇很熟。一九五七年一月,邓颖超还把她和彭子冈在南京的合影找出来送给她。邓颖超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上:

    “子冈同志留念:一九四六年摄于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院中。”

    彭子冈做梦也不会想到,半年之后,她和浦煕修双双成了“极右分子”!

    这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宗子度的《彭子冈的右派道路》一文,历数了彭子冈最初从北平中国大学“带着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憧憬”来到社会,到秘密加入中共,到成为“极右派”,“一根黑线贯穿着彭子冈的‘慧眼’和‘神笔’。”

    这篇文章从彭子冈的道路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彭子冈发展的右派道路,不难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多么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彭子冈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开除了党籍,每月只发给生活费三十元。本来,要“流放”她到北大荒。周恩来知道了,从名单上勾去。不过,她仍被安排到河北安国县劳动。然后,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当杂工。

    彭子冈的丈夫徐盈也被打入“右”册。于是,中国又多了一对“右派夫妻”。

    一九六一年秋,正在传说她全家要“下放”,她忽地接到通知,到全国政协属下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当编辑,这已算是很不错的“照顾”了。

    出乎意料的是,与她隔桌相对的,竟是浦熙修!

    原来,浦熙修被打成“右派”之后,在不幸之中还算比别的“右派”幸运:她仍被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而且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时,名单上便有她。

    于是,浦熙修在全国政协下属的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属的文教组,当个小小的副组长。这时,彭子冈便成了浦熙修手下的组员!

    两员曾经驰骋风云的“能干的女将”,在这么个小组相遇,彼此都感慨万分。

    更使她俩感慨的是,她们的组稿对象,又有不少人正是她们当年的采访对象!

    在“文革”中,浦熙修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而彭子冈则在一九六九年和丈夫徐盈一起被送往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

    也真巧,那时“大右派”费孝通也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费孝通曾这样回忆:

    一九七零年我从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回北京,我去探望她,她的癌症复发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也许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次。她睡在床上,行动已不便,但是并没有半点愁容。她说她很想吃我老伴作的红烧肉。第二天我老伴就要我骑车把肉送去。我们分手时,她很舒坦地和我握手,要我保重身体。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忽然抬头看见窗外我骑来的自行车,就说,你好好养,养好了,我教你骑车,一同去沙洋的长堤上比赛。这是一个多好的美景,我们就在这想像的美景中永别了。她弃世时,我还在干校。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自知余日不多,浦熙修在病床上写下一份自传。她这么写及自己的病况:

    “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十二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一九六六年一月动手术,后来又到疗养院休养,直到六月七日才出院。那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十一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十二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学习毛主席的着作,改造自己……”

    浦熙修死于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三日,终年仅六十岁。

    对于浦熙修的死,彭子冈这样沉痛地回忆:

    后来在干校,听说她住进那家市级医院不久,又被轰回了家,那位邻居大嫂临时学习注射,担负起全部护理工作。后来又听说她死在那家医院的观察室里,临终时身边无人,疼得大喊大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呢?最近她女儿来找我,才知道她在娘去世时去河南干校,无法侍奉在侧。后从遗物中找出熙修自己写的两份自传,还有她画的扇面……①

    雨过天晴。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浦熙修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虽然浦熙修已经离开人世十一年!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

    悼词高度评价浦熙修:

    “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疾恶如仇……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对党无比信赖……”

    背着“章罗同盟女干将”黑锅离开人世的浦熙修,倘若能够听到这样的悼词,当含笑于九泉之下!

    令浦熙修亲属颇为感动的是,就在这一天,收到两封亲笔道歉信。

    一封信是陆定一写来的。尽管浦熙修“右”案乃是“钦定”的,与陆定一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陆定一认为自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负有一定领导责任。为此,他特地向浦熙修亲属道歉。

    另一封信则是漫画家华君武写来的。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高潮中,为了配合时政,华君武画了一幅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画的是浦熙修抱着琵琶,在那里犹犹豫豫、瞻前顾后,跟“章罗同盟”划不清界线。华君武也向浦熙修亲属表示歉意。

    陆定一和华君武严于自律,知错改错,一时传为佳话。

    彭子冈比浦熙修幸福,她总算熬过了那些严寒的日子,在一九七九年秋冬之交,她和丈夫徐盈的“右派”问题,双双得以“改正”。他们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旅行家》复刊,彭子冈出任主任编委。她正想重操旧业,却突然患脑血栓。她倒下去了,多年卧病,终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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