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为了筹办《新观察》杂志，找了四位女将商量。胡乔木为《新观察》定下了十六字方针，即：“图文并茂，活泼清新，古今中外，无所不谈。”
这四员女将是戈扬、浦熙修、子冈、郁风，中国着名的四位女记者。
在中国的新闻界，把这四位女将称为“四大名旦”。
“四大名旦”之一戈扬，就被胡乔木点名，从上海调往北京，出任《新观察》杂志首任主编。
然而，在一九五七年，戈扬和浦熙修、子冈一起，都被划入“右”册……
戈扬是江苏海安县人，生于一九一六年。一九三七年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一九四一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她担任过记者、编辑、新华社苏南支社主任、苏北分社社长、华东总分社主任。一九四六年任山东《大众日报》采访部主任、《潍坊日报》副总编辑。
一九四九年，戈扬来到上海，出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
一九五零年起，出任北京《新观察》杂志主编。从此，戈扬的命运和《新观察》杂志休戚相关。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新观察》遭到了猛烈的炮轰。
《新观察》遭到批判，最初的导火线是费孝通。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费孝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会上交代：
“《新观察》记者中有我的学生，我想利用《新观察》约稿的关系，开拓一个扩大我思想影响的园地。”
费孝通所说的他的学生，就是黄沙，任《新观察》杂志记者、社会生活组副组长。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林今”的文章《质问新观察》。这篇文章以费孝通为突破口，攻击《新观察》。因为费孝通已成了“右派分子”中的代表人物，所以只要把《新观察》和费孝通“挂钩”，就能把《新观察》向“右”推。这篇文章写道：
《新观察》最近发表了不少反社会主义和煽动性的文章，这些言论和右派的思想一脉相承，表现了编辑部严重的右倾思想。
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十期《新观察》发表该刊对百家争鸣的综合报导，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一文，便是大量地贩卖了右派的私货。这篇文章首先把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大赞美了一番。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在那篇文章中写了些什么，他认为在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前，没有春天，有的只是严寒和冰冻，现在也只不过是早春天气而已。本来这只是反映费孝通个人以及极少数落后分子的心情，但《新观察》在复述这篇文章时，以赞美不绝的口吻说：“费孝通先生的感受，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因为‘早春’确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情。既然是早春的气候，就不免寒暖无常。”他又肯定地说：“早春天气的比喻，看法大家一致。”这里人们不觉要问，《新观察》用什么观点进行观察，而得出结论说早春的比喻是和大家的看法一致呢？和谁“一致”呢？“大家”指谁呢？
“反右英雄”姚文元，也加入了批判《新观察》的行列。他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一文中，批判道：
五月十六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
《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紧接着，二十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报导，点了戈扬的名：
《费孝通勾结黄沙进攻〈新观察〉主编戈扬丧失立场支持右派活动〈新观察〉编辑部连日召开大会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报导指出：
《新观察》杂志编辑部自七月九日以来，连续召开工作人员大会，检查刊物的方向，并展开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揭露和批判了费孝通勾结该刊右派分子黄沙的反动阴谋，并批判了该刊主编戈扬同志的右派思想和支持右派活动的错误。
《新观察》自去年秋天起，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对社会主义不利的文章；整风开始后，刊物上更出现了一批反党的毒箭。对这些反动的文章，编辑部非但长期不准备反驳，而且把毒草当作香花送给读者，如《西游记新编》（一九五六年二十二期）、《六亲不认与墙》（一九五七年十一期）、《女工的要求》（一九五七年一期）、《野兽的厨房》（一九五六年二十四期）、《蓓蕾满园乍开时》（一九五七年十期）、《为什么放得不够》及《风雨小集》（一九五七年十二期）、《记者是干么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期）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十一篇是编辑部的人写的。这些文章中，最能代表编辑部右派思想的是用“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蓓蕾满园乍开时》的报导，这篇报导总汇费孝通等人的右派言论，向党放出了一支毒箭，而编者却把它放在刊物首页；该刊记者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是一篇恶毒的挑拔性的煽动文章，也放在刊物的重要位置。
这篇报导以《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为小标题，揭发了戈扬的“严重错误”：
大会对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和丧失党的立场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大家一致认为：编辑部内部的右派分子所以如此嚣张，以及《新观察》刊物逐渐变质，是和戈扬的严重错误分不开的。
许多同志指出：从匈牙利事件后戈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戈扬身为党员，并且是编辑部肃反运动的领导人，但到肃反运动作总结的时候，却对肃反运动的成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她认为肃反运动不应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她说：“如果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早开半年，我们可能不用这种方式来搞肃反运动。”整风开始后，戈扬有一次在不少人面前说过：“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话只能在自己房里讲讲。”从戈扬这些反党的言论里，已经嗅不出党员的气味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我在北京《新观察》编辑部，采访了戈扬。
戈扬说，对于她的批判，最初还只是说犯了“严重错误”，后来进一步打成“右派分子”。她是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这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被定为“右派分子”。当时，一份文件上写着她二十多条“右派”言行，要她签名。她看也没看，就签了名。
从此，她从十一级降为十四级。戈扬说，她对于这种所谓的“干部级别”毫无兴趣，所以对于“降级处分”也就毫不在乎。
戈扬对笔者说：“我向来是干活的人，不是当官的人。有些人太看重这些‘级别’，我从不看重这些。”
戈扬说，其实她这个人，本来倒并不是“右派”，却应该说是左派。所以，把她打成“右派”，最初她还想不通呢！
自从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她开始变得冷静，开始认真的思索，以至大彻大悟了……
她先是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然后被调往辽宁编《鸭绿江》文学杂志。
“文革”开始后，她又受折腾，被“下放”到内蒙古沙漠。她告诉笔者：“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我生了肝炎，四个‘+’……那对，我自称‘沙窝老太婆’。”
直至一九八零年，戈扬这才终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忙于《新观察》杂志复刊。就在这时，她病倒了。最初诊断为肺癌，后经检查，确定为结核，切除了一叶肺。
于是，她又主编《新观察》。她的命运，又一次和《新观察》紧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