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上常常读到顾执中老先生的文章，不久前又见到厚厚的顾执中新闻作品集。一九九一年夏日来北京时，我便去拜访顾老。那天，我吃过晚饭，按照通讯处前往寻访，却有点担心，因为事先想打电话给他。不知电话号码，也就无法知道他是否在家。
他家不好找。在北京的胡同里左拐右弯，这才找到一座大杂院。一打听顾先生，邻居们人人都知道，指给我一间屋子。我前去叩门，开门的是顾老夫人程慧敏。她说，顾老已经上床了！我一看手表，还不到七点呢。
听见声响，一位清瘦长者从里屋走了出来，他便是顾先生。他九十有三，是当今中国资格最老的记者之一。他用上海话跟我交谈着，耳聪目明，思维快捷，口齿也很清楚。他告诉我起居习惯，晚六时上床休息，十时睡觉，早上三时半起床，做“工间操”。老伴五时一刻起床，一起吃泡饭。六时半，收听天气预报……
我不明白“工间操”怎么会在清早做。他说，那是他锻炼身体的自己改编的体操。他多年前曾患心脏病，大夫要他住院开刀，他不干。他黎明即起，在客堂里舞刀弄剑，居然驱走了病魔。不光是心脏病好了，连三叉神经痛也好了。从此，他坚持早锻炼，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把挥舞刀剑改为“工间操”。
北京盖了那么多新楼，他仍住在老房子里——自一九六一年起，他便住在这一大杂院。那时，他刚刚摘去“右派”帽子。一九六三年退休。他家没有电话，难怪我查不到他家的电话号码。
他说自己与世无争。当年，他父亲给他取名执中，源于“汤执中立言无方”。他一辈子没有用过笔名。不过，他说自己往往没有“执中”。正因为这样，汪伪特工总部特务的子弹从他这位进步记者的右脖子打进去，差一点置他于非命；在一九五七年他又因直言招祸，遭到“错划”。所以，朋友们笑称他是“固执中”！
在老报人之中，一九五七年受到挞伐最为猛烈的，要算是顾执中了。前画写及陆诒时，就提到了他的老师顾执中。在一九三零年，陆诒在上海当小学教师，晚上到顾执中主办的民治新闻学院学习——这足以表明顾执中的资格是何等之老！
顾执中是上海人，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周浦镇。二十岁出头，便进入报馆当记者。几年后成为上海《新闻报》采访部主任。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上海《新闻报》以大字标题发表独家新闻：《张作霖偕眷属今晨逃离北京》。
翌日，张作霖便在皇姑屯被日军所炸。
张作霖的行踪诡秘，《新闻报》何以能发出关于他偕眷离京的独家新闻？
这新闻便是正在北京的顾执中发出的。原来，张作霖战败，顾执中便在北京火车站观察动静，于六月二日发觉张作霖的行李运抵车站，正在装车。这表明张作霖即将逃离北京。
顾执中急忙去电报局发电报。可是，电报局尚在张作霖的控制之下，顾执中难以直截了当地发出新闻稿。他只得改用“隐语”发出：
“……二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托郭务远先生管理。”
上海《新闻报》编辑陈达哉收到顾执中这一奇怪的电报，由于他正天天关心北京时局，便猜出了电报的隐语：“二弟”为张作霖，“小妾”当然是指家眷，“郭务远”为国务院的谐音。
于是，《新闻报》便在六月三日发出了那条独家新闻……
顾执中还在上海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培养了许多新闻记者。
在抗日战争中，顾执中奔走于战场，进行采访……他曾和王造时等组织了“救国会”。
顾执中于一九五四年调往北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担任编审。他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候补委员兼北京市分社宣传部部长。
在“反右派运动”中，最初只是王造时、陆诒的问题牵涉到顾执中。九三学社和北京市分社曾举行座谈会，批判顾执中。
顾执中问题的忽然变得严重，在于上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广泛的注意。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立场问题》，这篇社论便是为驳斥顾执中的一句话而写的。
顾执中这位“固执中”，针对“反右派运动”曾说了这么一句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
其实，顾执中所说的群众，是指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朋友们。当然，他所说的“左”和“右”的概念，正与《人民日报》相反。换成“通常”的话，那就是“‘右派’们有些右，《人民日报》又有些左。”顾执中的原意是“执中”，居中说话。
顾执中竟然说到《人民日报》头上，引起《人民日报》的反击。在《人民日报》看来，顾执中的“左右观”如此颠倒，乃是“立场”问题。于是，就发表社论，大谈“立场”问题。
社论写道：
广大群众对于右派分子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看了本报在本月八日以来的一系列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觉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因为这些社论支持了革命的正气，打击了反社会主义的邪气。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论调却完全不同。他们看到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工人座谈和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马上大惊小怪起来，说什么报纸的态度变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题大做呀，恐吓信和读者来信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储安平无非是想出语惊人呀，就是反社会主义也不该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这类论调中，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义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接着，《人民日报》社论对顾执中进行了批判：
在顾执中之流看来，什么是“群众”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分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分子走的少数人；至于起来批判右派分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在顾执中之流看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就是“左”，而批驳这些言论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顾执中接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越出了社会主义轨道又是意味着走上了什么主义轨道呢？他可没有说。大概总不是越过了当前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而跑到遥远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去了吧。那么，顾执中所说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着反社会主义的感情么？然而他说这就是“左”！
自从上了《人民日报》社论，顾执中也就“毫无疑问”进入“右派”之列。
所幸顾执中想得开，所以他居然天天黎明舞剑，锻炼身体。年已九旬的他，跟我聊着，不时发出笑声。
他原来戴近视眼镜，如今写稿不戴眼镜了。他写稿，都是亲笔写的，连信封也自己写。老伴是他的第一读者，帮他校对，改正错字，补上漏字。这样高龄仍写作不辍，在上海只有郑逸梅能与之匹敌。他写作时，还是老习惯，不打草稿，一气呵成，可谓“宝刀不老”。
他每顿饭吃二两的样子，或者吃一片蛋糕。居然尚有真牙七八颗。平常很少外出，不大参加社会活动。他在院子里种花，种丝瓜。
这位老报人依然每日阅报成癖。有五家晚报赠报给他——《北京晚报》、《今晚报》、《新民晚报》、《武汉晚报》、《重庆晚报》，赠报的还有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另外，他还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每天，他都要把这七份报纸看一遍，那是他最愉快的时光。
他有三子两女，有的在外地，有的在北京。他给子女取名，颇有意思：三子均“震”，即震夷、震美、震帝。两女均“凌”，即凌英、凌苏。他的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子女都成家，独立门户，节日或星期日来看望两老。
作为老记者，顾先生交游甚广。不过，如今历数老友，大都已进入“冥界”，他不胜感叹。好在他向来心境开朗，乐者寿，所以他仍不断笔耕，不断向前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