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七年，音乐界的斗争也颇为激烈。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喻宜萱的文章《从音乐事业的发展回击右派》。文章说道：

    右派分子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的共同阴谋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重新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他们伪装为各色各样的专家，宣传党不能领导专门业务，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睁着眼睛撒谎，否定解放后一切成就，从而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音乐界的右派分子刘雪庵、张权等之流也不例外，我和所有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样，对这些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的言行，感到无比的愤怒。

    喻宜萱是着名的老一辈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看得出，她的文章是“奉命”而写。不过，透过她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音乐界的批判重点是刘雪庵和张权。

    刘雪庵是中国老一代作曲家，生于一九零五年，四川铜梁人。三十年代，他的一曲《何日君再来》，曾风靡中国。他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也是广为传唱的抗战歌曲。

    不过，在五十年代，《何日君再来》尚被列入“黄色歌曲”的范畴，所以刘雪庵在大鸣大放中稍有微词，就“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右”册。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发表了音乐家孟波的批判文章：

    《音乐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刘雪庵是一个一贯向人民进攻的反动音乐家》

    这标题，就充满着浓烈的火药味。孟波文章中的五个小标题，勾勒出刘雪庵的“右派”轮廓：

    一、为反动阶级作帮凶；

    二、刘雪庵的“进步”史；

    三、恶毒攻击聂耳、冼星海；

    四、利用整风向党进攻；

    五、刘雪庵妄图倒算。

    最为耐人寻味的是，与孟波文章一起发表的是画家洪荒的漫画《刘雪庵的“狂想曲”》：画的是刘雪庵在唱《何日君再来》，他脑子里想的是蒋介石，意即“何日蒋介石再来”！

    音乐界的另一“右派”代表人物是女高音张权。

    张权一九四六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美国音乐文学硕士、音乐会独唱家、歌剧艺术家的头衔回国。她的实际行动清楚表明，她酷爱祖国。

    连张权自己都弄不清楚，她怎么会被划为“右派”的！

    祸不单行，她的丈夫在劳改中死去。

    张权被“流放”到哈尔滨。不料，她因祸得福，那里的领导却很看重她这位歌唱家。她在哈尔滨提出建议，外国有维也纳音乐节，我们中国能不能搞“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呢？

    她的建议，受到了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的重视，采纳了。

    地总算熬到了摘去“右派”帽子。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请张权吃了一顿烤鸭，表示祝贺之意，使她感动万分……

    在一九五七年，上海和北京的两位音乐大师，处于“右派”边缘，差一点落入苦难的深渊。

    那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是贺绿汀，一位心直口快的音乐家。在大鸣大放中，贺绿汀痛痛快快地提了不少意见。正当“右派”帽子在他头上旋转之际，被陈毅知道了。陈老总当年作为新四军军长，非常欣赏贺绿汀的名作《游击队员之歌》。陈毅说，怎么能把贺绿汀打成“右派”？就这样，陈老总保护贺绿汀过了关。①

    那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是马思聪，他也差一点被划为“右派”。周恩来得知，出面保护，使马思聪躲开了这场灾难——虽说九年之后他在“文革”中遭到了灭顶之灾……

    顺便提一笔，音乐界的一位“小人物”唐壁光的遭遇：

    唐壁光的名字，很少为人所知。但是一提民歌《浏阳河》，几乎家喻户晓。那歌声“浏阳河，弯了几道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不仅传唱全国，而且还被灌成唱片和录音带在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其实，《浏阳河》由唐壁光作曲，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当时他收到二元稿费。

    唐壁光在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划为“右派”。不久，他被送往洞庭湖农场劳改。从此，《浏阳河》只标“湖南民歌”，删去了唐壁光的名字……

    唐壁光被“尘封”多年，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作为“出土文物”重返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