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素有“喉舌”之称。新闻出版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一九五七年，各级党报因有中共内部指示，知道“阳谋”，故在大鸣大放中稳坐钓鱼台。内中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真实的政治笑话：《中国青年报》在转载那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竟然把关键性的一句，即“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印成了“我们说，这是阴谋”！这是因为《中国青年报》的夜班编辑从未听说过“阳谋”一词，以为是错别字，改成了“阴谋”，为此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中国青年报》社不得不作检讨……
在“阳谋”中上当的，是那些“民间报纸”，即《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新民报》。
《文汇报》首当其冲，因为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两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都是冲着《文汇报》而来的。
在《文汇报》社，除了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已经点名的“能干的女将”浦熙修之外，最大的目标要算是《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了。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的当天，徐铸成还在那里表示“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呢！翌日，《文汇报》发表这样的报导：
《民盟文汇报支部声斥章伯钧等要求民盟中央表示态度徐铸成等严正指出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报导写及徐铸成的发言：
徐铸成说：“对民盟中央和民盟上海市委的一些人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新桂、陈仁炳等的荒谬言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从史良同志的发言里可以看到，有些人的幕后鬼影憧憧，不知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我完全同意史良同志的发言，要求民盟中央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同时也要求民盟市委揭斥右派分子的谬论。我们参加民盟组织，是要求改造自己，坚决跟党走，走向社会主义。”
对于《文汇报》在这一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徐铸成也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文汇报》从来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和发展的一张人民的报纸。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使报纸犯了方向上的错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和《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深刻认识到，办报必定要端正立场观点，如果在思想上脱离党的领导，就会发生严重的错误。”
这时的徐铸成，还算显得轻松。内中的原因是大鸣大放期间徐铸成担任中国新闻记者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四十四天，《文汇报》由第一副总编、中共党员钦本立负责，所以徐铸成只是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已！
渐渐地，批判徐铸成的火力加强了。七月一日，《文汇报》发表报导：
《本报工作人员列举事实揭露徐铸成错误言行对抗党的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办报方针》
虽说所“揭露”的徐铸成“错误”言行不少，但是毕竟行文之中注意与“本报右派分子浦熙修”有所区别。
不过，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了徐铸成以致命的打击。七月四日，《文汇报》编辑部在所发表的《初步检查》中，用了一节专门批判徐铸成：《徐铸成事事抗拒党的领导处处同储安平竞赛谁更右》。
徐铸成已落到跟储安平相提并论的地步！
不过，那时的批判会，对浦熙修和对徐铸成的提法仍有所区别：对浦熙修是说“批判浦熙修反党罪行”，而对徐铸成则提“批判徐铸成错误言行”。也就是说，浦熙修已成了“打倒对象”，而徐铸成尚处于“火烧”阶段……
徐铸成乃上海着名老报人。他是江苏宜兴人氏。一九二六年，十九岁的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很偶然，他见到天津《庸报》的一则征文启事，征求小说：要么长于五千字，但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越短越好；要么短于五百字，但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越长越好。
徐铸成对这则要求奇特的征文启事发生了兴趣，写了一个只有四百五十字而时间跨度很大的故事寄去，竟得了第一名！从此，他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初，他是从报社的练习记者开始，后来当上《大公报》总编辑和《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出身“行伍”的文“将军”……
本来，徐铸成才思敏捷，写作新闻报导倚马可待。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他写起检查来，却常常每晚抽两包烟，还写不出一个字来！
他曾回忆当年挨斗的情形：
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乱上纲，凑写成篇（引者注：指写检查）。到睡到床上，辗转难眠，每晚必出几身冷汗，汗衫透湿。入睡至多只有两小时。嘴里发腻，吃不下东西，饭菜到喉头就卡住了……
当时（在北京）斗我的战场，主要有二，一是人大广州小组（我是广东选出的代表），一是全国“新协”（引者注：即新闻记者协会）召集的会议。上午在人大小组，“火力”不大，很多代表只是照例“表态”。主战场在“新协”，每天下午一场，而且每次批斗后，主持会议的必说：“这次交代不老实，明天继续批斗，浦熙修、徐铸成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彻底交代。”
一个多月的批斗“持久战”到了七月底才结束，身为“新协”主席的邓拓同志一次也没有参加。我于七月三十一日乘车回沪。邓拓同志还关照唐海同志一路陪着我，大概是怕我寻短见罢。
八月一日傍晚回到上海。不久，又由上海“新协”出面，召开了会议，又展开了疲劳战术，要我交代“罪行”，检查根源，大概共开了四次大会，三次都被主持者说是没有触及政治问题，态度不老实。到第四次交代时，我把他们所提的批判和暗示都写了上去，大概算是“老实”了，不再开会穷追猛打了。①
经过这样的七斗八斗，徐铸成总算写出检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发表了徐铸成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编者在按语中便直呼“右派分子徐铸成”了！
徐铸成的长篇检查，由《文汇报》编者为之加了一连串小标题。开列一下小标题，便可知其大概了——
一、复刊以后，特别是五月以后的严重反党罪行：
民盟《文汇报》右派系统的形成；
污蔑党员企图独立为王；
坚决抗拒市委指示，排挤党团员和进步同志；
破坏编委会集体领导，调兵遣将到处点火。
二、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
和反动派交往密切，恶毒污蔑人民革命事业；
无耻地以“进步人士”自居，争地位，闹情绪；
贯彻自己反动意图，对党恩将仇报。
三、和章罗及其他民盟右派分子的关系：
接受章伯钧、罗隆基指示，订出反党宣传纲领；
勾结民盟市委右派头目，向三家党外报纸进攻；
同宋云彬沆瀣一气，借龙泉事件大做文章；
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
妄想成为舆论界权威，推翻党的领导。
就在徐铸成被打成“右派分子”之际，一桩并未见报的新闻不胫而走，震惊了《文汇报》社，震惊了上海！
那是在批判徐铸成时，有人说：“徐铸成也成了‘右派’，我想不通！”言罢，此人立即受到围攻。他气愤不过，走出会场，跑上屋顶，跳了下去，当即身亡！
他叫梅焕藻，《文汇报》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英文很好，曾长期担任《大公报》驻印度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的秘书。由于后来《大公报》从上海迁往北京，他仍希望留沪工作。经徐铸成恳请，出任《文汇报》社社长办公室秘书。
徐铸成在一九五九年被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单，算是“不胜荣幸”了。
不过，作为“摘帽右派”，他在“文革”中又挨批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在“文革”中，曾两度点了徐铸成的名，称“大右派徐铸成把持的文汇报是中国赫鲁晓夫最欣赏的报纸。”
直至一九八零年，徐铸成才终于得以平反。
徐铸成步入晚年，仍笔耕不辍。他曾说：“作为老记者，如果放下了笔，不‘记’了，那就成了一个‘老者’了！”
他已不能再为读者奉献新闻，他就写“旧闻”，一口气写了十多本书，三百多万字。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徐铸成病逝于上海，终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