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荒煤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从“密信”看钟惦棐向党的第二次进攻》一文中，揭发了钟惦棐在四月十一日写给天津何迟的一封信——也就是所谓的“密信”：

    得手书，甚慰。三十八岁倒霉，似还不算很坏。如果六十岁，就会再使不上劲，就会（盖棺）“论定”了。悲剧刚一开始，就结束，本身岂不正是最大的悲剧！

    起居亦如往常，只是不写文章了，一是忙——总得先把党交给我做的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二是不作检讨，其他的话就无从说起，而检讨，又不能是哭鼻涕……

    这几年我很糟糕，从不积蓄……这也是因为我没有预计到会有这么一天的缘故……日后如有翻身的可能，全聚德的账当由我付。

    这封信只署“知名不具”。钟惦棐还加了一个注解：

    “这是前几天看《国庆十点钟》时，从一个特务的署名学来的，不想现在居然用上了。”

    钟惦棐写给何迟的信，陈荒煤怎么会知道？显而易见，陈荒煤的文章发表之时——一九五七年九月，何迟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得不交出钟惦棐写给他的信。虽说这些信件本来只是钟惦棐和何迟之间的个人通信，可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已经开了恶例：私人信件被用作“反党罪证”，并加上按语在报上公开发表。这么一来，谁成了什么“分子”，谁就得交出私人信件。

    陈荒煤的文章，又揭发了钟惦棐“不作检讨”，仍在“向党进攻”。文章披露了钟惦棐写给上海周文博的私人信件。

    钟惦棐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周文博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

    “上影的‘衙门’和‘保密’须密切注意，望你对此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钟惦棐致信周文博说：

    “许多人建议我们搞电影问题，说是三害在这里为最。我也正在考虑这事，盼你即刻和上海的电影界新闻人们交换一下意见：搞不搞，要搞，怎么搞？”

    二十七日又去信说：

    “今天部里开了全体会，同志们均对电影问题发生极大兴趣，并且说：只要工作需要，大家愿意‘倾巢出犯’。而我的信心却还不足，并表示，讨论起来，我是不能挂帅的了。”

    “明天，我们接受长影十多个演员的来访……我简直一说电影就有充血的危险！……”

    甚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的第三日——六月十日，钟惦棐在给正在北京的周文博的信中还这样写道：

    “……你在回来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日后好去抓他们。我很想急于知道：上海方面对电影问题的再提起态度如何？如果他们不能积极支持我们，半壁江山，也就完了。前线出击，后继无人，其尴尬你是可以想见的。”

    在作了以上揭露之后，陈荒煤指出：

    “这几封信证明了，钟惦棐是多么急切、多么坚决地企图打起第二场电影锣鼓来，好给他作翻案文章。因为他知道，对中央的批评，他自己是无法翻案的，只有再发起一场进攻，用以证明电影方面‘三害为最’，就证明了他过去对电影事业的进攻是对的，也才可以为他所受到的批评‘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