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艺术是姐妹花。在“反右派运动”中，文学劫难，艺术悲歌，姐妹花同遭霜凌。

    “电影锣鼓”是大鸣大放的前奏曲。在“反右派运动”中，“电影锣鼓”自然成了“反击”的重点。

    毛泽东的着名论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论断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最忌绝对化，而在“左”风盛行之时，却是最爱绝对化。

    前面已经提及，这个论断绝对化，用于《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曾使费孝通受到讨伐——因为台湾的《海外》月刊在当时赞扬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同样，这个论断的绝对化，也使钟惦棐遭殃——因为他的《电影的锣鼓》，在当时被台湾所引用。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香港时报》发表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通讯《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这篇通讯大量引用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最后，这篇通讯写道：

    “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反暴的锣鼓……”

    这下子钟惦棐糟透了！因为他的《电影的锣鼓》，如今被台湾通讯社称之“反暴的锣鼓”，这还得了？！

    于是，套用“敌人拥护”则“我们反对”的“公式”，钟惦棐也就成了“我们反对”的对象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时，发出对钟惦棐的严厉批判：

    “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棐，他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这篇文章。”①

    毛泽东所说的“用假名字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当然是指钟惦棐以《文艺报》评论员名义写的《电影的锣鼓》；另一篇则是钟惦棐化名朱煮竹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为了前进》。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一下子就把钟惦棐打入“另册”——虽说这时反右派的锣鼓尚未敲响。

    其实，钟惦棐这位坐在红墙里的电影理论家，倒是颇有些来历的。

    他是四川江津县人氏，生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七年，十八岁的他，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翌年，加入中共。此后，他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一九五一年初，钟惦棐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电影处工作。这个电影处，只有两名主要干部，一位是钟惦棐，另一位就是处长江青。

    就在钟惦棐进入中宣部不久，毛泽东发动了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这年六月，武训历史调查团从北京前往武训故乡山东进行二十多天的调查。这个调查团的临时党小组长便是钟惦棐，而主要成员为江青和袁水拍。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了这个调查团所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此文是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后发表的，而文章的执笔者是钟惦棐。<u>ｈttｐ://ｗww.９9ｌｉｂ?ｎｅｔ</u>

    钟惦棐曾这样回忆起同赴山东进行调查时对江青的印象：

    “此人是无法共事的，早晨起来是A调，到了晚上又升为B调，很难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而她的曲谱，总是和她的实际演唱能力相去甚远。在山东时期，一路上不是指责这个，便是呵斥那个，事情却涉及到文化部的一些领导人。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便以党小组长的身份和她谈了一次，说‘你有些意见还是回北京再谈的好。和我们同来的有省委和聊城地委的同志，他们年轻，也不知道北京在文艺上的一些工作情况……’她顿时涨红着脸说：‘我考虑考虑你的意见’。第二天，才表了个态：‘我接受你的批评……’而我从此多事了。”①

    钟惦棐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初，得悉毛泽东对《电影的锣鼓》的严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