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美国纽约出版的一九九四年第九期《中外论坛》杂志上，读到了《暮年回首》一文，作者是已经步入暮年、九十高龄的孙大雨教授。

    孙大雨写道：

    如果说新月诸人中只有我还苟延残喘于世，倒是事实；但由于我后半生遭遇坎坷，被剥夺和浪费掉数十年宝贵时间，因此我的“文学业绩”并不为多……

    孙大雨所说的“新月”，亦即新月派。新月派是因组织新月社（一九二三年）和出版《新月》月刊（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三年）而得名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陈西滢）都已西去，孙大雨确实是新月派惟一的健在者。

    孙大雨所说的“被剥夺和浪费掉数十年时间”，便是从他被打成“右派”开始的，甚至可以说是从肃反开始的。在全国几十万右派分子之中，虽说大都蒙受又降级、降职以至开除公职、下乡劳动的，但是被关进监狱的并不多。孙大雨却受到起诉，并关了六年监狱！所以，他在“暮年回首”时，不禁长叹“被剥夺和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

    正因为这样，孙大雨在《暮年回首》中，把自己和当年的清华同学梁实秋加以比较：“总结起来我一生只有十一部着译。梁实秋先生以散文译笔译竣了莎士比亚全集这一浩大工程，完成了他早年的宿愿。”

    孙大雨和梁实秋号称海峡两岸两大“莎剧权威”。梁实秋在海峡彼岸，没有什么“运动”找他麻烦，所以他的时间得以充分利用，终于独力完成了莎士比亚剧作的全部中译工作，而孙大雨在海峡此岸，“被剥夺和浪费”的时间太多。所以，孙大雨先生的新作《暮年回首》，是发人深省的。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除了提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之外，还在谈到知识分子时，专门提到了孙大雨：

    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方面，知识多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为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①

    其实，孙大雨教授确实是大学问家。他的父亲，也是大学问家——父亲孙廷翰，是清朝翰林呢！

    孙大雨，本名孙铭传，生于一九零五年，浙江诸暨人氏。他于一九二二年入北京清华学校。一九二六年入美国新汉布什尔州达德穆学院。此后入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专攻英国文学，潜心于莎士比亚研究。一九三零年秋回国，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教授。

    孙大雨在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又加入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担任干事会主席。他曾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民主斗争，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一九四九年三月，就在上海面临着解放的前夕，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上海解放工作委员会”，做了许多工作……

    上海解放后，他出任复旦大学教授。

    在一九五七年，孙大雨的“鸣放”与众不同，曾一度轰动上海。

    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文汇报》载孙大雨如此说：

    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写信给陈市长（引者注：即陈毅市长），因为我在协商会议上，看到市人民委员会的名单，我有意见，就写信给陈市长，揭露潘汉年有问题，他搞一个丑恶分子集团。上海统战文教工作搞得很不好，潘等应负责。如人民委员会的某某人等，就是丑恶分子集团中的人，是潘汉年扶植起来的。陈市长在二月九日邀我在文化俱乐部谈话。当时在座的有柯庆施、刘述周、陈其五。陈其五一见我就说：“你反党，反政府！你跟张孟闻、王恒守、陈子展反党、反政府！”陈其五并且不止讲了一次，讲了四五次，我可以要陈市长和柯书记作证。我说：“这问题很严重，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根据很多，现在不可以给你知道”……

    孙大雨提到的陈其五，当时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孙大雨的“顶头上司”。由于陈其五说他“反党，反政府”，使他很是想不开……

    孙大雨的“惊人之举”，如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所报导的：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市政协会议上诬告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以及教授漆琪生、作家章靳以等二十多人为“反革命集团”，并且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提出诬告信。整风开始以后，孙大雨更加疯狂起来，六月六日，在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他又提出大批“反革命”名单，说《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内部也有“反革命集团”。七月三日与五日，他继续扩大名单，诬指司法部部长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也是“反革命分子”。孙大雨这种血口喷人的无赖行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其他党政领导人曾几次给予劝告，但他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到现在为止，被他诬指为“反革命分子”的已经达六十多人。

    今日看来，孙大雨的“惊人之举”，几乎不可理解。可是，在当年，孙大雨却有着他的逻辑，他的理由。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谢循初先生，和孙大雨一样，在肃反运动中都受到过审查，而上海高等学校的肃反工作是陈其五主持的。据谢循初后来揭发，孙大雨曾这样对他说过：

    “你看，你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也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为什么作为重点被斗争呢？事实很明显，凡把不是反革命分子当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①

    孙大雨正是依照“凡把不是反革命分子当反革命分子斗争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的逻辑，把许多人看成是“反革命分子”，说成是“反革命分子”。

    今日的读者定然会笑孙大雨的逻辑是何等的幼稚以至荒唐。可是，他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重点”斗争，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以这样逻辑看待那些误斗他的人，却是可以理解的。连孙大雨自己都说，他成了“思想战线上的唐·吉诃德”。

    孙大雨的“惊人之举”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些被他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人，理所当然群起而攻孙大雨。

    于是，孙大雨不光是大会批、小会斗，而是受到法律惩处。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陈其五等十六人对孙大雨的控诉状》，孙大雨吃“官司”了！

    这十六人是：

    陈其五上海市高教局局长

    杨西光复旦大学副校长

    李正文高教部副司长

    苏步青复旦大学副校长

    章靳以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漆琪生复旦大学教授

    全增瑕复旦大学教授

    曹未风上海市高教局处长

    杨岂深复旦大学副教授

    李振麟复旦大学教授

    徐燕谋复旦大学教授

    程雨民复旦大学讲师

    谢受康复旦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龙文佩复旦大学助教

    雷兰《解放日报》职工代表

    鲁平《新闻日报》职工代表

    《控诉状》写道：

    被控诉人孙大雨，自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污指公开诽谤控诉人等为反革命，企图陷害成罪。最近以来，孙大雨更假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之名，变本加厉，又大肆公开诽谤，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忍无可忍。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

    ……

    孙大雨是别有用心，以诬陷好人为反革命来掩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所有孙大雨的诬告诽谤，陷害好人行为证据俱在，且属屡教不改，显已触犯国家刑律，构成犯罪，为了维护国家法律和保障控诉人等的合法权利，请依法侦告，提起公诉。

    审判的结果可想而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大雨有期徒刑六年。

    于是，孙大雨被送往苏北农场“劳改”。

    不过，他毕竟是着名民主人士，“劳改”了三年，便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回到上海。

    他原住上海茂名大楼高级公寓，如今只能回到他的老宅——上海城隍庙后面一座年久失修石库门房子。

    他蛰居于这祖传的老屋之中，才透了一口气，却又飞来横祸。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忽然在孙大雨家附近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一支生锈了的手枪。

    本来，此事跟孙大雨无关，可是有人却以为在附近的居民之中，只有孙大雨扔手枪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便冲进孙大雨家。

    孙大雨据理争辩：“我只是个做学问的老头子，我和武器从来没有缘份，我只需要笔和纸……”

    可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造反派们硬说手枪是孙大雨扔到井里去的。他们用塑料鞋底打孙大雨，打得孙大雨耳朵出血。从此，孙大雨听力日衰。

    这场横祸，使孙大雨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这才勉强起床。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又是一群人突然闯进孙家，把孙大雨带走了。从此，孙大雨被投入监狱。那时，说抓就抓，无法无天。到了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又突然把孙大雨释放了。说放就放，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孙大雨回家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又有人突然闯进来，宣布孙大雨为“反革命分子”。据告，这一决定是在一九七零年七月作出的。

    孙大雨被搞得稀里糊涂……

    终于，这些“糊涂账”到了了结的时候了。

    一九八四年，孙大雨收到了《关于孙大雨教授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公文，全文如下：

    孙大雨，男，一九零五年生，浙江诸暨人，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七年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原为复旦大学外文系二级教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降级降薪处分，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经复查，孙大雨教授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恢复教授职称和高教二级的工资待遇。

    这时的孙大雨，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了！

    孙大雨意识到大量的时间“被剥夺和浪费”，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他每晚七八点开始译书，一直工作到翌晨六七点钟。可是，毕竟年岁不饶人，疾病“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

    正因为这样，孙大雨在他的新作《暮年回首》中，把自己和梁实秋相比，不禁喟然长叹。

    其实，倘若梁实秋在海峡此岸的话，恐怕也难逃一九五七年的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