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陆诒在“反右”炮火中中弹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战地记者”陆诒在“反右”炮火中中弹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还点了陆诒的名。

    陆诒是一位资深的老记者。早在一九三零年,正在上海当小学教员的陆诒,就利用晚上时间,前往顾执中主办的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进修。从此,他立志献身于新闻事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便进入上海《新闻报》社当记者。此时,正当抗日的战火在中国大地燃烧,陆诒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写下一篇又一篇战地通讯,成为名震全国的“战地记者”:

    从长城抗战到百灵庙战役;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抗战;

    从娘子关战斗到台儿庄战役;

    从保卫大武汉战役直至滇缅战役……

    夏衍曾说: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陆诒又忙于采访国共谈判、民主运动,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

    此后,他又用他的笔,不断地报导解放后的种种新闻。他担任上海《新闻日报》副总编辑。

    陆诒曾说:

    “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闯劲,又要踏实工作,要为真理而写,无所畏惧。”

    陆诒正是以“无所畏惧”的“闯劲”,投入了大鸣大放,中了“阳谋”之计。

    陆诒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这样的“鸣放”:

    许多人批评报上的文章。一片教条主义,真像面符念咒,根本谈不到解决思想问题。整天板起面孔“训人”,写文章的人和读者之间,不是处于“平等、友好”的地位,试问谁愿意来看你的报纸,天天受训?另一方面长期训人的结果,也使读者专等报纸上的指示,经验总结,结论等等,一再独立思考,也沾染着不少教条主义,反对来整报纸。

    举例而言,《解放日报》登了一篇范瑞娟的文章,谈到她的丈夫和她的新婚,我看没什么,也可以登吧。但是读者来信雪片纷来,开会讨论,联合抗议,好像天下大乱。在读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独立思考,也说明报纸长期推广教条主义的结果。

    谈到宗派主义,先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党和一部分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之间,有过长期“共患难,共生死”的历史关系。今天解放了,不管我们旧知识分子身上还有多少缺点,多少错误,需要继续进行改造,可是党总不应该把我们当做“墙外之人”。可惜,这几年来,党和非党的新闻界人士之间,竟然也有墙,也有沟,也有一层木板。

    首先也要怪我们自己不主动,不积极靠拢党。其次,党内宗派主义思想传统,也要负责任。有这样一种思想指导,必然有一批所谓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积极分子”,他们专靠打小报告、抓思想来靠拢。于是党群之间有了墙、有了沟、有了一层木板。党对积极分子的依靠,要有一个标准。第一要看他是否真正密切联系了群众,是否正确反映了群众意见。其次要看他是不是真正在那里切切实实地在工作,老老实实的学习,不能光听他对你歌功颂德,即封他为积极分子。

    解放几年来,我们新闻界培养的人才还不多,但是被宗派主义者和那些筑墙、开沟、制造木板的挤掉的人才竟不少。言之痛尽。

    在陆诒发言之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插话问道:“你们《新闻日报》不是在搞大民主吗?”

    陆诒似乎没有听清楚柯庆施的意思,回答说:“柯老,我们《新闻日报》照常出版。”

    这“柯老”之称,在上海很普遍,甚至连毛泽东也随大家喊柯庆施为“柯老”。其实,柯庆施生于一九零二年,当时不过五十五岁而已。他被称之为“柯老”,主要大抵是资格老:柯庆施一九二零年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见过列宁……

    后来,陆诒这才明白,柯庆施所说的《新闻日报》“在搞大民主”,是指陆诒在报社里召开“鸣放大会”。柯庆施的消息好灵通啊!

    “柯老”约陆诒谈话。

    陆诒对柯庆施说:“柯老,这是谁给您打的小报告,说我们《新闻报》在搞‘大民主’?柯老,您可不能偏听一面之词哟!”

    虽说陆诒作了解释,但是柯庆施仍劝他不要开“鸣放大会”。

    此后,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文汇报》所发表的报导《新闻日报编辑部昨天集会揭发陆诒反党言行》中,以“三心两意、动摇对立”为小标题,对此事作了所谓的“揭发”:

    邹兆琦还揭发陆诒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对抗党的嚣张气焰。陆诒在宣传会议发言时,柯庆施同志曾插话问道:新闻日报是不是搞大民主?事后陆诒写信责问柯老什么叫大民主,什么叫小民主?后来柯老和他谈话时,陆诒又责问道:你是不是听了“小报告”?竟要干涉党的领导机关,了解基层情况。邹兆琦在指出陆诒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党对陆诒的照顾、挽救,二十年如一日;而陆诒对党态度的三心两意、动摇对立,也是二十年如一日;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陆诒这位久经枪林弹雨的老记者,在“反右派”的炮火中中弹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另一报导,题为:

    《攻破章罗联盟重要据点上海右派集团阴谋暴露陆诒承认:这个集团是章罗联盟领导的,有纲领有组织有分工》

    报导说:

    (今年春天)陆诒一到北京,就去拜访了顾执中。顾执中是陆诒的老师……陆诒向顾执中汇报了上海情况,也谈到孙大雨,顾曾指示说孙大雨要讲策略。顾执中、陆诒和王造时等还想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并曾为此在“全聚德”饭馆会商。他们妄图想拉拢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参加组织,作为他们的反动资本。罗隆基还向王造时面授机宜说,组织是次要问题,共产党就不喜欢我们搞组织,关键在于设法拉拢群众。罗并一再指示他们要小心,章乃器也表示要在这个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

    其实,恢复“救国会”,是周恩来向王造时提出来的。这在王造时写的“交代”里说得清清楚楚。只是王造时对这种组织已心灰意懒,而且以为“救国会”是抗战时的组织,现在恢复似无必要,所以没有照周恩来的意思去办。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却被说成“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

    陆诒虽被打成“右派”,所幸他是一个豁达的人,迄今仍在写作。他年已八旬,居然看报不用戴眼镜。他出版了《战地萍踪》一书,记录了他这位“战地记者”的历史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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