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中出了个“大右派”林希翎之际，在教师中又出了个“大右派”葛佩琦。
葛佩琦本来和林希翎一样，毫无名气。他只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一名讲师。
葛佩琦成了“大右派”，是因为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城内”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即席发了一篇“惊人”的发言。
所谓“城内”，是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城内张自忠路，另一部分则在北京西郊。
所谓“惊人”，是由于他的发言远比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要厉害得多。
笔者为了查核葛佩琦那篇“惊人”的发言，自一九八五年三月起，多次采访了葛佩琦，也去中国人民大学多次查阅了原始资料。
葛佩琦的这一发言，最早见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刊《人民大学周报》（第一四八期）。
葛佩琦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天之后——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摘载了葛佩琦的发言。这是葛佩琦头一回上《人民日报》。
葛佩琦的发言，一下子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可以说，葛佩琦的发言，达到了“最高峰”！
我从《人民大学周报》上，查到葛佩琦发言记录的全文。
葛佩琦发言的开头第一句话，就使人感到奇怪：“我过去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对党里的事多少还知道一些。”
他参加的是“党外人士座谈会”，这表明他并非中共党员。可是，他怎么曾“在党里面混过一个时期”？他为什么用一个“混”字？
这一历史之谜，后来笔者听了葛佩琦的长篇自述，这才明白内中的一肚苦水。此是后话。
葛佩琦在讲了那句令人费解的话之后，这样说道：
“因为平时不接近领导，事不关己不问。所以今天很难提得恰当。从几天运动以来，养成了明哲保身思想。因为，同志们在一起交谈，就被称之为小广播，再甚之，为自由主义。这样之风，形成了人们思想不开放。我个人是不关心学校的；但是，别人也应想一想：人们为什么要养成这个样子呢！”
听得出，葛佩琦带有很大委曲情绪说这些话。
他开始对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提意见。他说：
“学校的基本矛盾是领导上骄傲自满，而没完成中央所交任务。”
“我校领导是：有职有权而无能。自己没有办校经验，又不依靠中国的专家。”
“领导方法不像个学校领导，而像县政府对农村，层层领导，一切都是命令。”
他的这些意见，还算一般。接着，他的话慢慢尖锐起来：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错误。猪肉那里去了呢？被干部们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人民就要反对他们。日本来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是照样欢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葛佩琦接着又说起令人费解的话，表明他似乎过去做过“地下工作”：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为是组织给的任务。
在说了这些话之后，葛佩琦变得颇为激动，终于达到了“最高峰”：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他的这些话，显然出格了，可以说是反共言论。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对他的这些话，加以转载。当然，转载的目的是为了“全国共讨之”。
接着，《人民日报》又在六月八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要跟葛佩琦划清界限》，报导中国人民大学六月五日、七日的党外教师座谈会。会上，汪金丁等对葛佩琦进行了批判，但是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
《人民日报》第二次报导了葛佩琦在六月五日党外座谈会上的“反共言论”：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他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校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实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一九四九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葛佩琦的这些话，空前激烈，空前尖锐。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顿时传遍了全中国。连台湾报纸都醒目报导葛佩琦的这些言论。葛佩琦就是这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讲师，一下子“名震全国”的。
葛佩琦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性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上海《文汇报》在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批判葛佩琦的报导中，写及葛佩琦在批判会上的态度：
“葛佩琦仍然坚持说，他是向党进忠言，出于好心，并且强调他的发言，一部分是别人领会错了；一部分形容过火；一部分感情冲动脱口而出。”
应当说，葛佩琦的这些话，是实事求是的。笔者在二十多年后采访葛佩琦，他也是这么说的。
也就在这篇报导中，按照“挖老根”的“惯例”，揭露了葛佩琦的“丑恶历史”：
原来，葛佩琦曾经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毕业，以后流亡到洛阳，一度参加共产党，不久被清除出党，就投奔了国民党反动头子胡宗南。由于他知道共产党的内幕，又积极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欢心，做官一帆风顺。抗战胜利后，又在东北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北新闻通讯处处长和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二组少将组长，在沈阳时，他曾经组织山东同乡会，自己担任主席。这时，更露骨地表现了他的反动言行。他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发过通电给他的主子蒋介石，请求讨伐鲁镇“共匪”，请求制止其他地区的“共匪”进驻山东，还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打电报，要求限期肃请“奸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给毛主席发过电报，内容是“停止赤化山东”。从这里反映了他的反动立场是多么明确。一直到今天，他的阶级立场并没有转变。
哦，读了关于葛佩琦“丑恶历史”的报导，人们明白了，葛佩琦为什么会说出那番话来。这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树有根，水有源。”
不过，历史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这样的报导：
“葛佩琦曾经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一月二十五日，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邓力群、朱穆之、吕东、袁宝华、韩天石、刘导生、顾大椿、任继愈等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深切悼念他们的老战友、中国人民大学着名教授葛佩琦。”
“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回顾了葛佩琦一生传奇般坎坷曲折的经历，高度赞扬他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心胸豁达，忍辱负重，刚直不阿，坚信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信念始终不动摇的崇高精神。”
同样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同样是关于葛佩琦的报导，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九三年的报导，简直有着天渊之别！
葛佩琦向我诉说了内中的缘由：
“我原名葛畔珩。我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洛阳加入中共。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奉命以国民党‘少将督察’的身份，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为杜聿明。我在那里，不断把国民党军队的绝密情报交给我的单线联系者、中共地下党员李年，由李年交中共东北秘密电台发出……
“不幸的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李年被捕。从此，我失去了组织关系。
“解放后，我多次向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反映，我的党籍始终得不到承认。正因为这样，我对他们的意见很大。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倒是来找我，要我在‘党外’教师座谈会上向党委意见。我一听‘党外’两字，就气了。我想，我是一九三八年的老党员，怎么叫我在‘党外’座谈会上发言？所以，从我发言的头一句话，就可以听出，我当时是有着一股强烈的气愤情绪。我是在这样的气愤之中，说了那番话的……”
难怪，葛佩琦说的话，会那么的激烈。
葛佩琦所说的党组织“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外，冷若冰霜”，说的就是他自己。
又是“树有根，水有源”。葛佩琦既然是“老布尔什维克”，怎么可能喊“杀共产党人”呢？
这笔历史之帐，在葛佩琦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之后，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在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报》两次报导了葛佩琦的发言之后，葛佩琦的言论被列为“极右派言论”、“反共言论”，作为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