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大学出现了谭天荣的大字报不久，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晚，大学生们聚集在广场，听一位锋芒毕露的女大学生富有鼓动性的演讲。
令人奇怪的是，这员女将并不是北大学生，却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她的演说词，虽说当时并无准确的现场记录，但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作者郑伯亚、丁宝芳），倒是有着她的演说摘要。众所周知，那个特殊年月的关于“右派”言论的报导，往往进行过某些“加工”。现在就把这些经过“加工”后的话，转录于下：
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北京日报》所载该报记者顾行的《强有力的回击》一文，揭发林希翎的“反动言行”：
“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好的。”
“肃反扩大化了。”
这位“林希翎”，其实本名叫程海果，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
程海果取“林希翎”为笔名，据云那是因为她非常崇拜两位奋起批判研究权威的俞平伯的“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分别从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李希凡和蓝翎由于良好的机遇，一下子从“小人物”跃为文坛上的权威人士，她也希望这样。她写了论文《试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便寄给了李希凡和蓝翎……
林希翎变得十分活跃，和《中国青年报》文艺部、《文艺报》、《文艺学习》等报刊有了许多接触。她想成为一名女作家。她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她说起话来，在别人听来似乎有点“狂”。
就在这时，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国青年报》向她射来一支冷箭：发表了署名“究真”的《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
这支冷箭，大大激怒了林希翎。
她，曾奋起自卫，奋起反击。
她指斥《中国青年报》诬蔑她，陷害她。
她得到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吴玉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都约见了林希翎，对她进行安慰。
就连后来林希翎被打成“右派”之后，《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发表孙立超、丁钢的《从个人野心家走到政治上反动的害群之马林希翎》一文，对林希翎进行“总清算”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是“粗暴了些”：
“《中国青年报》的批评在当时来说，对于一个尚可争取的青年，批评的态度是粗暴了些，某些事实也有出入，因此两度公开在报上检讨，为了使她有机会接触实际，彻底改造自己，报社还出了路费，让她到玉门油矿住了一个时期……”
这样，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林希翎以“《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甘肃玉门……
大抵有过这番亲身受到《中国青年报》无端攻击的体会，所以当大鸣大放开始之后，她就为受冤受屈的胡风奔走呼号，就要求纠正肃反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她是法律系的学生，深切感到当时中国的种种运动无法可依！
她有口才，也有文才。她也就在大鸣大放中，崭露头角。
批判林希翎时，报上揭发林希翎曾自称是“有棱角的青年”，她的“右派”同学们称赞她“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花”、“中国的娜斯加”、“能独立思考”，这倒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她的特点。在当时的女学生之中，她确实勇敢而大胆。
林希翎在一九五七年被称为“害群之马”。不错，她是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学生领袖。她在北京各高校奔走呼号，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年月喜欢“挖出身”。在批判林希翎时，《人民日报》以“本报综合稿”的名义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花了不少篇幅去“揭露”林希翎的“反动家庭”，以求证明林希翎成为“右派”是“阶级本性”所致。
耐人寻味的是，同是林希翎，同是中国大陆的报纸，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八六年，对于她的家庭的表述截然不同！
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所载《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是这么描述的：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究竟是怎样的人？她是怎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呢？这与她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及资产阶级思想是分不开的。
林希翎经常夸耀她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就吃苦、受罪，又做工。她自称有“工人阶级觉悟”，十三岁参加革命，现在才是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
实际情况是这样：林希翎的父亲做过浙江温岭县的伪税务局主任，解放前夕带着姨太太逃跑，遗弃了原妻。她的父亲还做过中国世界语学院（函授）院长，做过英语教员和报纸编辑。家庭长期居住在城市，一九四八年底才搬到乡下去，在土改期间分了六亩地，于是就算个“贫农”了。林希翎的母亲是个“虔城的基督教徒”，曾当过中小学教员。林希翎说她做过工，实际情况怎样呢？解放前夕因父母关系恶化，父亲断绝对她们的供给，她不得不半工半读。所谓做工，也只不过是帮助她母亲搞一些包香烟、雕雨伞柄等手工劳动。她母亲被丈夫遗弃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林希翎身上，要她好好读书，将来飞黄腾达，高人一等。林希翎在父亲、母亲那儿接受来的思想，总结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吗，不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在那样的年月，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又“逃”到台湾，那当然是“反动家庭”！
可是，进入八十年代，台属在大陆又变得“香”了起来。一九八六年的《上海政协报》所载徐铸成的《“林希翎旋风”记》一文，却是这样谈及林希翎的家庭：
“她的父亲，原来也是解放前进步的宗教界人士，一九四九年前在台湾传教……”
时而“反动家庭”，时而“进步人士”，仿佛揉面团似的，按照政治需要，可以随意捏来捏去！
其实，这样的“反差”何止林希翎。
笔者曾采访过梁实秋之长女梁文茜。她当年被视为“反动文人”梁实秋之女，也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如今却因为她是“台湾着名作家”梁实秋之女，而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笔者也曾采访过张居礼。他是国民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长子。当年，被作为“反动将领”之子而屡受批判，如今却跃为重要统战对象而成为西安民革负责人！
其实，林希翎、梁文茜、张居礼的家庭出身并没有变化，却是因为政治在变，政策在变！
林希翎在反右派运动中，成为“全国共讨之”的人物。谁都以为，这个“臭右派”从此也就“遗臭万年”了。
完全出人意料，在一九八三年传出惊人的消息：林希翎居然获准出国了！
就在她出国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仍然坚持她是不能“改正”的“右派分子”！
政治的黑锅，掩盖不住才华的光辉。她在被打成“右派”之后，虽与外界完全隔绝，却为她孜孜于学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她出国后，即被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聘为高级研究员！
林希翎的父亲在台湾，她当然希望前往台湾探亲。台湾当然欢迎她，因为她是中国大陆着名的“右派”。
一九八五年九月，父亲在台湾病重，林希翎获准飞往台湾。
在台北，林希翎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期望她以“反共义士”的身份发表演讲——林希翎向来是擅长演讲的。
可是，林希翎却如此说：
“‘反共义士’正如‘右派分子’一样，这两顶帽子都使我感到深恶痛绝。”
“我既不当共产党什么‘统战工具’，也决不会做国民党的‘反共义士’。”
林希翎还这样说：
“我最关心的是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特别是分离的亲人骨肉之间，应当自由来往，在这方面，我认为共产党‘三通’政策是得人心的，开明的，不是什么‘统战阴谋’，而是客观事实。但国民党方面‘三不主义’则太僵化了，是很不得人心的，希望赶快改正。”
林希翎在台湾只住了一个多月，就离开那里了。
从此，林希翎被台湾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林希翎这三个字，从一九五七年之后，本来已从中国大陆的报刊上消失。此时，中国大陆报刊却纷纷报导林希翎的台湾之行。
从此，中国大陆又对林希翎有了好感——虽说一九五七年对于林希翎的“深刻批判”，还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受林希翎的鼓舞，北京俄语学院学生之中，驶出了一艘“破冰船”……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列车西去，从湖南张家界驶往长沙。伴随着车轮和铁轨有节奏的喀嚓、喀嚓摩擦声，我倾听着罗永年教授的回忆。
罗永年教授如今在遵义医学院任教。我和他结识于在张家界召开的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在会上，没有机会详谈。这回乘同车之际，对他进行采访……
在一九五七年，罗永年是北京俄语学院“破冰船”的“船长”。“破冰船”在“反右派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沉没，他也就从此成为“右派分子”。
那时，他是二年级大学生。他说，他当时受林希翎的影响，在大鸣大放中和几位同学办起了一个刊物。刊物取名“列宁号破冰船”，是因为当时苏联制造了一艘原子能破冰船，命名为“列宁号”，在北冰洋破冰。作为俄语学院的学生，理所当然关心苏联，所以也就用“列宁号破冰船”作为刊名。
其实，这刊物无非是用大字报贴在饭厅的外墙上的壁报而已。文稿大都署笔名，如“川人”、“严君”等。
不料，这小小的刊物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居然派人用照相机暗中拍照！
据云，这个壁报一诞生，那刊名“破冰船”便使“左派”们大为不满：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一片春光，用得着破冰船？你们把刊物取名“破冰船”，显然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当成了“坚冰”？！
尽管这艘“破冰船”是“列宁号”，那无非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伪装”罢了！
不过，当时正值“引蛇出洞”之际，所以“左派”只是悄然拍照存档而已——这壁报式的刊物，如果不拍照留存，过几天就会被别的大字报覆盖了。
在“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吹响之后，“破冰船”受到“左派”大字报的围攻。
下一期还出不出？“船长”罗永年决定“停航”——不出。
罗永年知道形势不妙，暗中把所有底稿一烧了之：因为抄大字报的人不一定就是大字报的作者，而且大字报用的是笔名。
“破冰船”在猛烈的炮火中沉没。
“左派”们加在“破冰船”上的“罪名”，主要便是“攻击苏联”：罗永年和他的伙伴们作为俄语学院的学生，很早就得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得知中苏关系恶化……
尽管此后不久，毛泽东公开猛烈地“攻击苏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对苏联”是列为毒草的“六条标准”之一。
罗永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他先是被送往农场劳动，接着在一九六零年九月三十日发配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