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鸣大放红红火火的时候，毛泽东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局势，每天在仔细读着各种报纸和内部简报。
毛泽东很重视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据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
“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①
此后，毛泽东得心应手地运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取得一次又一次的作战胜利。
毛泽东曾生动地引用中的例子，说明过“诱敌深入”战略：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声‘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①
其实，这种“诱敌深入”的事例是很多的，关云长用的“拖刀计”，也与林冲出于同一构思。
不过，毛泽东从理论上发展了“诱敌深入”的战略。
毛泽东在实行“诱敌深入”时，第一步日“战略退却”。他指出：“战略退却的全部作用，在于转入反攻。”
在找到了合适的机会之后，毛泽东这才实行第二步，日“战略反攻”。
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作战时，把“诱敌深入”的战略已用得滚瓜烂熟。
毛泽东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作战时，先让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中国西藏腹地，再一举围歼，同样用的是“诱敌深入”战略。
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也用起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毛泽东连唤几个“来”“来”“来”，在这“来”声中让“右派”们大鸣大放。个个“右派”都不知是计，虽说也有人隐隐约约有所感觉，就连葛佩琦也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的座谈会上，如此说道：
“朋友说，不要多说话，多说话没有好处。有的人说，别图今天嘴快，当心别人明天打你屁股。我想，整好风就不会有人来打屁股，整不好风，才有人来打屁股。”
我在采访葛佩琦时，曾问他那“有的人”是谁？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唉，记不起来了！”
倒是有一个人的记忆力很不错，他差一点也被划为“右派”，喝够了历史的苦水。虽说事隔三十多年，他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清楚地说出他在一九五七年头一回获知毛泽东要进行“战略反攻”的时间。
他便是作家黄秋耘。
记得，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在北京的中华书局见到他。那时，他刚刚走出历史的阴影，穿一件白汗衫，摇着蒲扇，正在忙着修订大型古代汉语词典《辞源》。
我问他一个有趣的问题：“向来只有春耘、夏耘，你怎么叫‘秋耘’？”
他大笑着回答道：“我原先不是作家，而是职业军人。很晚，直到五十年代，我才开始创作。别人是在春天耘草，我却是在秋天——别人已经在那里收获，我才开始耘草，所以叫‘秋耘’，是起步很晚的意思。”
那时，我没有注意他所说的“职业军人”是指什么。
一九八四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遇上了他，就跟他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他是资历很深的中共党员，跟葛佩琦有点相似。
他一九三五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中文系，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跟葛佩琦一样，到八路军中工作，成了“职业军人”。他也和葛佩琦一样，从事地下工作。
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写了关于在军队工作的回忆录。一出版，日本马上注意，日本报纸称之为“中共克格勃的第一部回忆录”。
他又说，最近在参加写“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他写十万字，韦君宜写十万字。定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出版。不过，他写惯了文艺作品，不习惯于写这类党史的严肃文字。他爱写点生动、有趣的小插曲，全给删去了。韦君宜当过记者，倒适应这样的写作。
他向我透露，他还完成了三十年代至今的长篇回忆录。不过，他说：“恐怕生前无法出版，等死后再出版吧！”
也许是幸运，他这部原本“死后再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居然在他生前就印出来了。这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风雨年华》。
正是在《风雨年华》中，他透露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晚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那里获知的重要政治信息——风向“转了”：
“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编辑部一问，才知道这一期的《文艺学习》早已签字付印了，正在装订中，大错铸成，无法挽回。要是我早两三天就知道了‘转’的消息，像《刺在哪里》那样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发表出来的。不过，我总算还来得及从《大公报》（当时还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报》抽出了几篇措词尖锐的杂文，稍稍减轻了我的一点‘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
“事后聪明，人皆有之。最可贵的却是事前的聪明。但，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在五月十八日晚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
当今，“五·一八”被视为“大吉大利”的日子，因为“五·一八”是“我要发”的谐音，多少商店选择这一天开张，多少男女选择这一天结婚。可是，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十八日对于黄秋耘来说，却是那么的不吉利。
黄秋耘还写道：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五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时间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给我。”
这样，据黄秋耘判断，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右派运动”，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传达到周扬这样一级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