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另一位比流沙河还小三岁的青年作家，也在“大风大浪”时浮时沉。
此人便是王蒙。
虽说王蒙不过二十三岁，倒也颇有点来历：
他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北京沙滩——也真有缘，那里如今是中国作家协会总部的所在地。一九四五年，十一岁的王蒙跳级考入初中时，就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一九四八年，十四岁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看得出，他是一个在政治上早熟的人。
王蒙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个早熟的人。一九五三年，十九岁的他便写出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这部小说，曾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日报》和《文汇报》选载。
王蒙自一九五五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小豆儿》。
一九五七年初，王蒙居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一口气谈到了三位青年作家，即二十三岁的王蒙、三十岁的李希凡和二十四岁的姚文元。
毛泽东谈及王蒙的话最多：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此人二十二岁（应是二十三岁），把王蒙调查一下，是个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的文化人和胡风是有分别的。对于他们要又批评又保护，在保护下批评。
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对生活情况不熟悉，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们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如果照有些同志的观点，以为中央附近不会出官僚主义，那就要对写小说的人割肉了。
总之，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我们要采取保护的方针，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说王蒙的小说时间不对地点不对（不该写在北京，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写），这就没有说服力。我们党内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就叫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我们的国家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真正的无产阶级据说不到一千二百万，这一千二百万中也还发现有国民党中将，为什么说共产党的缺点是不能揭发的呢？党的统一战线实际上赞成的还是少数，我们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从帮助别人出发，我们有些同志不从帮助出发，而以一脚踢倒，最简单的办法是开枪，这是国民党的作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但最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客观的现实，合作社主要是一部分富裕中农不满，学生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以上。虽然如此，但多数人他们都不搞匈牙利，我们有许多同志就怕匈牙利事件。
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属性，匈牙利事件又好又不好，把不好的事变过来就是好事情；我们有些同志喜欢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
王蒙这篇小说是一篇没有写好的作品，但要帮助。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又一次详细地谈到了王蒙。
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内中并没有提到王蒙。其实，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一讲话，后来经过删节和修改。笔者的兄长当时在浙江党的部门工作，他在出席浙江省的一次会议时，收到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印发的《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当时的记录稿。由于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的，所以要比“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要可靠得多。
这一记录稿上，有这么一段关于王蒙的话：
有个人叫王蒙，大家包围他，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反了军法，军法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教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我们在军事时期搞惯了，过去这个时期叫革命，我们党就是搞这一套的，叫做阶级斗争，这方面确实有些学问，有些办法，这里面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因为革命的时候，就是率领广大群众向敌人斗争，不能犹豫，有许多事情不能从容讨论，需要迅速，于是养成了一种作风，有许多同志在新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那个经验，只有那么一点办法，特别是在军队里面工作久了的人。
现在，围剿王蒙，也是解放军围的，就是开个团，把他包围起来。这当然不好。
另外一种人是否定一切，没有一点好事，工人、农民的事业，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大的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黑暗。这就会使人丧失信心，也不合乎事实。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有很多毛病，有很多缺点、错误；也不是一切都不好，要加以分析。最近，我们有一位同志，叫钟惦棐，举他为例，他是讲电影问题，他在这方面做了一件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间的错误、缺点。这些人的文章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有错误。错误的要加以批评，讲得正确的应该改正。
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四个人发表声明，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并且传错了，说是我赞成。我就不那么赞成，今天又当着你们大家再说一遍，很不赞成。我讲过，这几个同志是出于什么呢？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对不对呢？我看也是对的，他是要保护党，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他有那么一种情绪，就是毒草的情绪，其实王蒙这些东西不是毒草。百花齐放，放了这么几个月，百家争鸣也只几个月，据他们估计是成绩甚少，坏处甚多，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这个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就那么急。方针，他们似乎也赞成，其实看来就是怀疑这个方针，他们在方针上有问题。他们的方法叫作短促突击，没有分析的，没有说明力的，人家看了文章不服的，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笑声）我就不服。
这两派，据我看，他们的方法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教人的态度去批评。对待这些同志也要运用这个原则，要帮助他们。共产党里面有这样的人，他们不过是代表，他们代表很多人，代表很多共产党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难道共产党以外五百万知识分子里面就没有了吗？我看也有这两种人，无非也是教条主义，也是机会主义，有右派，有“左”派。我现在讲的“左”派不是真正左派，是有引号的左派。也是肯定一切，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迅速地传了开来。台湾报纸以《毛泽东也看小说》为题，报导了毛泽东关于王蒙小说的谈话。
其实，那是因为王蒙的小说引起了争议，毛泽东特地找来看。
毛泽东提到的王蒙小说，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号《人民文学》杂志。
这篇小说在发表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对这位文坛上“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作了仔细修改，不仅把原来的篇名改了，而且对作品的内容也作了很多改动。
对于《人民文学》的修改，王蒙是不满的。王蒙在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七年五月召开的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谈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深深感到，对于某些报刊说来稿子给编辑部以前，你是主动的，稿子给了他，你就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但是，哪个作者能为了保持主动地位而只写稿不投稿呢，所以总的来说，作者就没有什么主动了。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希望编者对作者平等看待，尽力克服店大压客或客大压店的现象。”①
王蒙并不遮掩他的不满情绪，虽说他明白他只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原本“不敢和一些有成就的编辑同志争。”当他的小说《小豆儿》一九五五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被删去了三分之一，他还只是“小有不满”。这一回，他直言不讳了：
“《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除了文字细节上的一些更动以外，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么一个考虑出发的：使作品的意思更明确些。……
“原稿为什么有许多‘不明确’呢？一方面，是由于艺术表现方面的缺少经验，有一些含混、罗嗦的文字。这些经编者删改以后，作品更精炼、完整些；一方面，却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矛盾的。这方面的修改，使作品的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是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的。”②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发表，就引起文坛的注意。作品中的“不健康情绪”引起了争议。李长之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文艺学习》上发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希凡则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文汇报》上也发表了一篇《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大约正是这些争论，使毛泽东注意起王蒙，注意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对李希凡的评论不以为然，虽说他在一九五四年曾热烈地支持过这个“小人物”对于专家俞平伯的批判。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那次谈话中，在谈完王蒙之后，就这样谈及了李希凡：
“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扳起面孔了。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此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毛泽东在致诗人袁水拍的信中，又一次谈及李希凡：
“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争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而毛泽东的注意益发使这篇小说为文坛瞩目。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光明日报》特地综合报导了对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情况。
同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蒙的文章《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我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数都提出了正确、有益的意见，教育了作者。我深深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作品需要批评，就像花木需要阳光雨露似的；我体会到党和同志们对于创作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与热忱保护，我要向帮助自己免于走上歧路的前辈和朋友表示同志的谢意。”
王蒙作了自我批评：
“作者根本没有用心想一想写出积极因素的问题，他觉得小说篇幅有限，各有分工，这一篇就分工写缺点吧！至于会产生什么效果，没有考虑。作者还隐约感到，如果一写积极因素，由于通过积极因素的描写，就必须反衬出对于种种消极因素的正确的、清醒的、有力的分析和批判，那任务才会艰巨得多，作者隐约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于是就把积极因素绕开了。”
王蒙还表示“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他说：
“在形象思维的曲折道路上，任何一个岔道都可以把你引入迷途。我必须好好地学习理论，学习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生活；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不仅‘统治阶级的利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都会对错误的、片面的认识起‘巩固’作用呢。”
王蒙说了这些话，也许就是因为毛泽东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没有写好的作品”。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仿佛下了“结论”。
至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姚文元则给予“高度评价”，这将在后面写及这位在一九五七年升起的“政治新星”时，再详细述及。
北京大学学生发出“是时候了”的呼喊：
在大鸣大放中，大学生们也开始活跃。
北京大学向来是中国政治神经最敏感的所在。由于北京大学党委号召大鸣大放，层层举行教师座谈会，也就促使大学生们加入了大鸣大放的行列。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沈泽宜和张元勋写出了题为《是时候了》的诗，一时间，在北京大学，在首都高校，迅速传诵开来：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
……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地交谈？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是难忘的。这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学生们用大字报来鸣放。短短的三天内，大字报骤然增加到数百张之多。于是，学生们称之为“五·一九”运动。
五月二十日，署名“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的题为《一株毒草》的大字报前，人头攒动。这张由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写的大字报，引起了普遍的注意：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那种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引者注：指北京动物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
这位“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宣称：
“我曾经痛苦的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着作，现在到底整理出一个眉目来。”
他整理出什么“眉目”呢？那就是他写的长篇文章《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他要求北大党委“给我一间房子，让我把自己的作品展览一下”。
他气度不凡，说起话来，口气不小：
“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着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谭天荣在他的大字报结尾，高呼五个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
作为我的校友，谭天荣曾在一九九一年初赠我近着《哥本哈根迷误》一书。虽说时光已飞逝三十多个春秋，他依然是那样以哲学的目光研究着物理学。
他是湖南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七年，二十二岁的他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上四年级，共青团员。
我参加过批斗他以及沈泽宜的大会。自然，他逃不脱被错划为“右派”的命运。
此后，他“劳动”了二十二年。直至一九七九年，他才开始在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任教。自一九八三年起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论文。一九八六年，他调往青岛工作，他致力于量子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研究。
如今，沈泽宜在浙江工作。笔者在一九九七年浙江的文学月刊《东海》上，读到沈泽宜的一组诗歌新作以及对于当今诗歌创作的见解《渴望生命》。
在《渴望生命》一文中，沈泽宜还是保持着学生时代那种忧国忧民的思绪。他对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发出抨击之声：
“诗正在被漂亮朋友们断送，在搔首弄姿、附庸高雅中走失悲剧精神，已被挤进角落仍试图保持它自诩清高的贵族身份……
“悲剧精神的失落，痛感的失落，也就是诗歌生命的失落，是诗不再被读者认同的最深刻的原因。”
他的九十年代的文章，依然响着一九五七年发出的《是时候了》的焦虑、忧伤、激愤的情感。
在初版出版之后，笔者接到北京大学校友、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刘发清教授来信，提及应该补充刘奇弟。
他说：
“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之中，除谭天荣之外，第二号人物应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
“刘奇弟是中国第一个贴大字报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大字报标题似乎是《为白毛女伸冤》）。他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冤死狱中。”
刘发清教授当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学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补为“右派”。接着，发配到甘肃农村劳改。“改正”后调回广东。他说，在新闻专业五四级近百名学生中，有十七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数学系五四级六十来名学生中，划了二十个“右派分子”。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中文系教工党支部书记乐黛云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总数多达五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