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文汇报》上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大鸣大放”。
女演员上官云珠发表文章说：
“一个演员，顾名思义，自然不能离开银幕和舞台。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的演员，尤其是女演员们，在七年中就偏偏有过这样的遭遇，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的。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理论却没有实践的机会，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演戏呢？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
导演陈鲤庭提出：“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
导演孙瑜要求尊重观众，尊重导演，尊重艺术。他说：“今天的观众在走进戏院的时候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
导演吴永刚在文章中指出：“政论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作家老舍发表了《教教电影》一文，尖锐地指出：
“今天，人民真是如饥如渴地需要电影，可是好电影片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了尊重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发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这时，需要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总结性的文章。找谁写呢？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那位坐在红墙里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钟惦棐。
于是，《文汇报》副总编唐海和驻京记者姚芳藻一起前去拜访钟惦棐，向他约稿，请他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钟惦棐呢？他一直关心着《文汇报》上开展的这场大讨论，读了每一篇讨论文章。不过，他只答应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写一篇评论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因为他当时任《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所以觉得在《文艺报》上发表为好。
钟惦棐的评论文章写出来了，题为《电影的锣鼓》。《文汇报》社知道了，建议此文由《文汇报》和《文艺报》同时发表。钟惦棐答应了。于是“电影的锣鼓”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和第二十三期《文艺报》同时敲响。
《电影的锣鼓》在一九五七年是一篇影响不亚于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现摘录于下：
电影的锣鼓先从上海方面敲起来，是有道理的。这里是我国电影的发样之地和我国着名电影艺术家的汇集之区。经过七年的岁月足以辨明，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究竟该怎样才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无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亦需要保留一些东西，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
上海《文汇报》在十一月份发表的二十四篇文章，就问题的性质看，可分作两类：一是属于电影的组织领导的，即以行政的方式领导创作，以机关的方式领导生产；一是属于电影的思想领导的，这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问题，题材偏狭问题，与所谓“导演中心”等问题。
……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得很不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目前有许多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没有创造，如何谈得到电影事业的繁荣！
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
电影的“锣鼓”声，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对于《文汇报》上的这场讨论，最初是持肯定、鼓励的态度。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的着名人士时，曾对《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了这么一番话：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符合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都有好处。”①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自然使《文汇报》社受到了莫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