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大鸣大放”成了中国报刊上最时髦的高频词，成了最新的中国政治名词。

    其实，“大鸣大放”源于“鸣放”，而“鸣放”则源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不过，毛泽东却说，“鸣放”是他“发明”的，大鸣大放的“大”则是右派们发明的。

    毛泽东曾如此说过：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①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的讲话中，虽然把大鸣大放的“大”的发明权，让给了右派们，但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的讲话中，却说是“群众创造”的。不管他前后的说法怎么不一致，但是他肯定了这种形式却是一致的。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他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这个形式，适合现在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②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四大”。毛泽东很欣赏这“四大”。毛泽东说：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③

    这“四大”从一九五七年一直传到了“文革”，并在“文革”中得到了“大发展”，以至在“文革”中把“四大”载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然，这是后话。

    由于毛泽东提倡大鸣大放，在一九五七年，各界人士都热烈地投入了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的先声，要算是电影界的“电影锣鼓”了。

    “电影锣鼓”，敲得最早，是在上海《文汇报》敲响的。

    在一九五七年，《文汇报》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张大起大落的报纸。在这里，顺便提一笔《文汇报》颇为曲折的历史。

    《文汇报》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创刊的：“孕育《文汇报》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新新俱乐部’。主要人物是严宝礼和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①

    严宝礼是江苏吴江人，曾任沪宁、沪杭甬两家路局的财务稽查。他在上海南京路的新新公司所开的新新旅馆长期包租了三一三号房间，跟朋友们常在房间聚会，也就组成了“新新俱乐部”。当时，上海被日军所控制，报纸很少。严宝礼决定以“新新俱乐部”为主干，创办一家大型日报。这家报纸便是《文汇报》。所以，《文汇报》一开始，就是以一张“民间报纸”的身份出现。

    此后，《文汇报》几经沧桑，几度停刊。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于是，不少《文汇报》工作人员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在香港创办了香港《文汇报》。迄今，香港仍有一家《文汇报》，便是这么来的。

    上海《文汇报》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复刊。那时属于私营报纸。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上海《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企业。

    一九五六年四月起，《文汇报》社由上海迁往北京，与北京的《小学教师》杂志合并，改为教育部的机关报——《教师报》。

    不过，《文汇报》变为《教师报》，毕竟使报纸大受局限。而且《文汇报》社的编辑们大都家居上海，报社迁京造成了夫妻两地分居，人心思沪。

    周恩来注意到《文汇报》过去的广泛社会影响，以为把《文汇报》并入《教师报》不妥，他提议《文汇报》应该复刊。于是，《文汇报》社重新迁回上海，于十月一日复刊。

    这时的《文汇报》，由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副社长严宝礼、柯灵（兼副总编辑），其他副总编辑为刘火子、浦熙修、钦本立、郭根、唐海。内中，徐铸成、严宝礼、浦熙修等均非中共党员。

    这样，在当时的上海，《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文汇报》则是中共领导下的一张“民间报纸”（在一九四九年前《文汇报》则是中共“影响”下的一张私营报纸）。

    大约正因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身份”不同，所以在一九五七年的命运全然不同。

    就在《文汇报》复刊之初，极想打响几炮。那时，毛泽东刚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双百”方针，《文汇报》便以“为双百方针鸣锣开道”为己任。

    《文汇报》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就已设立北京办事处，以浦熙修为主任。此时仍设北京办事处。

    北京办事处有一员女记者，名叫姚芳藻，刚刚三十出头。她乃浙江鄞县人氏，一九四六年毕业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研究班，担任过《联合晚报》及香港《文汇报》记者。

    为了替双百方针“鸣锣开道”，《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抓住了电影问题做文章。姚芳藻这样回忆“电影锣鼓”最初是怎样敲响的：

    我跑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去找钟惦棐，准备听取他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中宣部，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钟惦棐。

    中宣部设在沙滩红墙里面，这里原是紫禁城的一角。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经过几百年风风雨雨，早已破旧斑剥。我想，过去就可能是小太监的居处，钟惦棐就孤孤单单的坐在那里一间小小的房间里。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似乎都是熟朋友了。他那时常在报刊上发表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已经颇负盛名了。我很欣赏他的文章，觉得它没有教条、八股味道。本来在我的想像中，他是很高大的，而实际上，他却显得那样矮小，穿着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在深度的镜片后面，一双小小的眼睛发着深邃的光芒。

    当我和他谈到，我们报纸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准备开展问题讨论时，他立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他很兴奋的把电影工作中的问题详细地告诉我，他说：“电影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概念公式，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所以票房价值极差，常常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钟惦棐就电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侃侃而谈，一口气就讲了近两个钟头，讲得有条有理，问题看得又深又透，我很是钦佩。他是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干部，我相信他对电影问题的研究，资料的积累，已决非一朝一夕，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话非常吸引我，使我对电影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把这些推到版面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也一定会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我决定积极建议报社讨论电影问题。

    就这样，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文汇报》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天《文汇报》上，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报导，配发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么少？》，还配发了两篇读者来稿。于是，“电影锣鼓”敲响了！

    确实，国产片的上座率不好，是事关电影创作的大问题：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以来，曾拍过几部深受观众欢迎、上座率颇高的电影，如《白毛女》、、、《平原游击队》等。但是，大部分的国产片，上座率不高。以上海为例，《一件提案》的上座率仅百分之九，《土地》上座率为百分之二十，而《春风吹到诺敏河》、《闽江桔子红》为百分之二十三。

    据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国产片总共发行了一百多部，而其中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则只收回了成本的百分之十。而更有的影片连广告宣传费都没有收回。

    《文汇报》的短评指出，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认为国产影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

    “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局。”

    短评鲜明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天的《文汇报》引起广泛的注意。电影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纷纷参加这一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