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挨了毛泽东批评之后，作出的头一个“改正”行动，便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把话说得非常明白：

    “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紧接着作了自我批评，提到了“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曾使毛泽东不快。

    社论说：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在文章里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歪曲。关于这一点，在本报三月一日陈辽同志的文章，三月十八日茅盾先生的文章和四月四日报第七版所辑录的大多数读者的反应中，都已经指出了。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

    社论中提到的陈其通，资深的中共党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写过颇有影响的话剧《万水千山》。他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社论批评陈其通等是“教条主义”、抵制“双百”方针。

    这篇社论的发表，表明《人民日报》转变态度，积极拥戴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倡大“放”——眼下“放得不够”。

    《人民日报》在中国享有崇高威望，是报界的“带头羊”。《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一发表，翌日被众多的报刊所转载。（上海《文汇报》不仅在头版头条转载，而且还把重要的话用黑体标出来），一下子使全国舆论界震动。

    紧接着，《人民日报》在三天后——四月十三日，发表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正面阐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本思想。（此时毛泽东的这一讲话稿尚未公开发表。）

    接着，《人民日报》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四月份连着发表社论，宣传毛泽东“新思维”；

    四月十七日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四月二十三日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四月二十六日社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其他各报也紧其后，纷纷发表社论。诸如：

    四月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我们赞成“放”》

    四月二十一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只能“放”不能“收”》；

    四月二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社论《大胆“放”，好得很》。

    顿时，“放”字成了中国各报排字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铅字！

    内中，《解放日报》那篇社论《只能“放”不能“收”》，写得如同一首“放”字的绕口令：

    “只是因为我们在‘放’字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很多经验，还没有在各方面吃到‘放’的甜头，‘放’的劲头也就没有那么足……只有‘放’，只有在‘放’的过程中，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我们才能受到锻炼，学到处理新问题的经验。”

    毛泽东不愧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他抓住了舆论喉舌《人民日报》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向来被视为来自中共中央的声音，一下子便在四月份扭转全国舆论气氛，从中央到地方各报，一言一而蔽之，曰：“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