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连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的本意是要在中国点起“鸣放”之火，让广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大鸣大放”……

    他是个书报不离手的人。然而，当他每天打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人民日报》应当为他在最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社论，向全国人民迅速传达他的“新思维”，可是《人民日报》只登了很简单的新闻而已；至于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人民日报》连消息也没有发！

    毛泽东恼怒了！

    毛泽东是个非常重视报纸的人。他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话时，便曾说及：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①

    自从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更是每日广阅各报，内中尤其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这名字就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亲自起的，而且一连写五式横书《人民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自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人民日报》由中共华北局机关报升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后，毛泽东更是注意这份作为中共中央喉舌的中国第一大报。

    毛泽东挑选了一位消瘦的福建“秀才”，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此人名唤邓拓，可以说是最佳人选：邓拓不仅手中有一支铁笔，而且早在一九三零年便加入中共。他是《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写过数百篇社论。邓拓早在一九四四年，便在晋察冀边区编印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他对毛泽东的尊重、对毛泽东思想的推崇，使毛泽东放心地把《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一要职交给他。

    渐渐地，毛泽东对邓拓办《人民日报》不满意了，一九五六年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太温了，太呆板了。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曾批评了《人民日报》：

    “对于一些有害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①

    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他看《人民日报》，看得相当仔细。当然，他只是对《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有意见，问题还不十分严重。

    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中下旬，《人民日报》对毛泽东的两次重要讲话毫无反响，毛泽东怒形于色了。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怎可对领袖的重大“新思维”如此冷漠？那时的邓拓，虽然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八大”上，有许多人提名邓拓为中共中央委员，邓拓说“我的资历浅，同一些有贡献的老同志相比应该选他们”，逊谢了），但他作为《人民日报》第一把手，毛泽东作报告时他在场。他亲耳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却“按兵不动”，虽说他在报社内部曾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几辆轿车鱼贯而入《人民日报》社。从车里出来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不言而喻，有要事向《人民日报》社传达。

    邓拓急召《人民日报》部分编委出席会议。会议由胡乔木主持。胡乔木逐字达句传达了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尖锐批评，使会议的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

    毛泽东的批评，在十一年之后——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的社论《将新闻战线的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一文中，头一回用黑体字排印，公之于众：

    “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这段批评够重的！从“书生办报”升级到“死人办报”，还算承受得了——“死人”，无非是指失去了感觉，毫无反响。最厉害的一句是“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跟党中央唱反调，这还了得！

    毛泽东还质问：“《人民日报》到底是谁家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

    邓拓和《人民日报》的编委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胡乔木接着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报社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负责领导，以加强《人民日报》的工作。

    接着，陆定一、王稼祥、邓小平先后讲了话。他们的讲话，据邓拓手稿所记，倒还说了一些好话，不像毛泽东那样尖锐：“报社的同志做了很多、很辛苦、很好的工作，书记处以前关心得不够，大家应多关心，提醒。近两年主席常常提到《人民日报》工作改进不大。以后工作方法要改，不要埋在纸堆里，经常到外边跑跑，听听意见，争取大的进步。”他们叮嘱邓拓“接受教训，努力工作，要改革报纸，改革了就好了”。

    邓拓如同被击一猛掌。虽然他意识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会使他调离《人民日报》（后来果真如此），但当时只宣布加强领导，并未撤他的职。他理所当然地服从中央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认认真真地宣传毛泽东的“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