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岁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上作了那番讲话之后，思维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这位身兼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于一身的首脑人物，在思索着怎样在中国防止出现波匈事件。
进入一九五六年的最后一个月，毛泽东的脑海中不断涌现新的思想。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届二中全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中国民主建国会通常简称“民建”，是中国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识分子的一个民主党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成立，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为主席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建”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会议由主任委员黄炎培主持。会上，章乃器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说：“资产阶级消极性一面已经没有了，再提两面性，就要动摇工商界的信心。”他还说，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太残酷”。章乃器的发言，引起了争论。人们既批评章乃器的言论“有原则性错误”，但又认为“要保护他敢于唱对台戏的积极性”。
主任委员黄炎培与毛泽东有着多年交情。早在一九二零年五月，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会议的主持者为黄炎培，而台下的听众之中有一小伙子，此人便是毛泽东。这是他们订交之初。后来，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和章伯钧等作为国民参政员，前往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亲自接待。黄炎培为此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畅销。此后，黄炎培在一九四九年春由上海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十月一日，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他被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来，又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开幕时，黄炎培作为民主人士代表，被请上主席台。
在主持召开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之后，黄炎培给毛泽东去函，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阅毕，颇感兴趣，于十二月四日亲笔作复。这封信，写出了毛泽东的新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黄炎培字任之。毛泽东的信，是这么写的：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还将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以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会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这样的。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特别是解放之后，冗事缠身，他的书信简直像电报似的，一两百字而已。这封写给黄炎培的信破例，写了五百多字——因为此信阐述了他从“民建”得到启示后产生的新的重要见解。
在写此信之后不几日——十二月五日、七日、八日，毛泽东又接见在京开会的各工商联、民建会的负责人，谈及了信中的这一新观点。
在十二月五日的讲话时，毛泽东论及：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经常发生，层出不穷的。……对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机关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批评、自我批评解决，动口不动手。”
在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又说：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报告中说，主要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国内有了和平。阶级矛盾虽不打仗，但是有斗争。在农业合作化和公私合营以后，阶级之间的紧张局势基本上没有了。资本家和过去不同了。……”
毛泽东把他跟“民建”的谈话的思想加以整理，加以发展，终于明确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命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差不多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整整一周年之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子夜、二十五日凌晨），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面对一千八百多名党内外人士，他讲述自己的“新思维”——这也就是傅雷来到北京后听到的录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整理成文的。据陈伯达告诉笔者，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没有讲稿，只有一份极为简略的提纲。他在整理时，还补入毛泽东在其他会议上讲话记录。另外，整理成文之后，毛泽东又作了许多修改，亲笔加入许多新的内容。这样，当此文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时，与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随口而讲的话，有不少差异。
由于后来作了颇大修改，这篇文章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比如，阶级斗争在中国到底结束了没有？此文先是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后文却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的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后文显然是反右派之后加上去的——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及至“文革”，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
其实，《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内核，就是毛泽东给黄炎培的那封信。史学家黎澍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去世前夕，曾在一篇文章中很简要地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初的原意：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题目就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都矛盾的问题》，其意义就是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①
当时跟傅雷一起听录音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如今这么回忆：“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似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的讲话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同志等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听毕，我和傅雷先生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都认为今后应更好地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建设尽力……”
众多的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的心境，跟徐铸成、傅雷一样，都从毛泽东的演讲中得到鼓舞——毛泽东的演讲，成了“早春二月”中的一股暖流。也正因为这样，费孝通那篇在怀里揣了多日的文章，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扩大会上讲话”的那天上午，终于下定决心“送出去了”！
紧接着，毛泽东又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这次讲话的基调，是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
其中，特别是这样两段话，使人们倍受振奋：“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这篇讲话，也是陈伯达整理成文的，直至八年后的一九六五年四月才公开发表。发表时，毛泽东也作了许多增删，已非原来面目。
短短的四个月间，毛泽东一连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即《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三次讲话是相互呼应的，表明了他面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如何着手解决中国问题：
第一次讲话提出了方法——中共进行整风；
第二次讲话提出了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三次讲话提出了措施——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帮助中共整风。
作为民主人士中的一员，政治灵敏度非常高的费孝通教授，把一九五七年不平常的春天的“早春天气”，写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