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如此这般地勾画出早春天气的特点。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谈起了早春天气。不过，比起李清照来，费孝通显然话里有话：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费孝通把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称为“春雷”，那倒是他的心里话，他的文章便是受“春雷”的震撼而写的。

    是的，是的，周恩来的那回长篇演讲，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春雷，是春风。

    北京。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直辖市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长长的会议出席者名单上，写着一千二百七十九个名字，足以表明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的“第一提琴手”是周恩来。一月十四日，会议开幕的那天，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长篇报告中，他的热情洋溢的排比句，使知识分子如坐春风：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周恩来的话，使知识分子感到无比温暖，春风拂面。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因为需要作一些统一的规定和管理，国务院准备设一个中国专家局来负责处理……专家局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各项行政性质的问题上，负有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

    就在周恩来报告之后不久，国务院专家局成立了，费孝通教授被任命为副局长。这一任命，使他的心中热乎乎的，感到周恩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正在扎扎实实地“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这时的他，还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主同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后，费孝通敏锐地觉察到春天的气息：陈达教授是他的教师，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可是，解放后“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也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就在周恩来报告之后，费孝通接到通知，要他出席“讲座陈达先生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的座谈会，老教授写新着了！

    另一位老教授名叫李景达，也沉默已久。这位被费孝通称为“同行的老前辈”的李先生，居然写出新着《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今昔》，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了三天。

    费孝通为之兴奋，为之鼓舞：“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有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架，最近还买了一部。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蕴育着进步的要求……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些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费孝通深切地意识到“春到人间”。不过，他却以为这只是“早春天气”，在暖风中夹着寒流。

    笔为心声，他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披露知识分子亦喜亦忧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