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去了手上的油腻，结束了炊事员生涯，迎着寒风，他离开“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用刀削过一样一般清瘦。

    他每天清早，拎着菜篮子去买菜。回家之后，洗衣服，烧饭，带外孙……

    那是一九七二年，六十二岁的他已经超过了退休的年龄，像偃了旗，息了鼓，在酷寒中处于冬眠状态。

    忽地，“军代表”找他，拉长着脸，一望而知大事不妙。以为是有什么“外调”或者审问。还好，只是当面交给他一个邮包，已经拆封。

    那是从美国寄来的。

    他捧着邮包急急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厚厚的英文打字稿。

    那是一个名叫戴维？阿古什大学的研究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那厚厚的英文打字稿，便是他的博士论文初稿。

    论文的标题是：

    《FeiXiaotong and Sociology Revolutionary China》

    这个标题使人吓了一跳：《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

    当时，头上扣着“牛鬼蛇神”、“大右派”之类大帽子的那位老人，正是费孝通教授。

    后来，费孝通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读书》杂志上发表《我看人人看我》一文，曾真实地写及他当年的心境：

    “一九七二年我结束了干校生活，返京后不久，费正清夫妇（引者注：费正清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来华访问，约我见面。当时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叮嘱我不得用英语交谈。来客也就领会了我当时的处境，交谈中没有提到阿古什写我的传记事。不久我收到中央民族学院领导叫人交来了一个从美国寄来的邮包，面上并没有我的名字。打开一看就是这本传记初稿打字本。当时我的心情凡是受过相同经历的人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树碑立传’，罪恶滔天，何况又是出于洋人之笔，其祸大矣。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没有人来追究，总算混了过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敢示人。

    “这本传记稿本我曾偷偷地读过几遍……不用去捉摸他写我在美国还是个疑案。我也根本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个稿本引起我的兴趣的倒是在别人笔下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家怎样在看我。经历了多年的‘批判’，读到此稿，真是另有一番滋味……”

    当费孝通处于“冬眠”之中，成为地下“文物”的时候，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居然有“洋人”以《费孝通传》作为博士论文！

    费孝通的厄运，确实令人为之叹息。阿古什书中的第八章，详细写了费孝通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蒙受的不幸。那时，费孝通成了中国的“名人”，大报小报连篇累牍地批判费孝通。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更是遭到密集性批判。他被斥责为“章罗联盟的军师”。

    阿古什写道：

    “这些批判费孝通的会议确实吓人。他的一位中央民族学院的同事离开中国后对我说，费孝通受了公开的指责和辱骂的折磨以后，体重显着减轻了……

    “除了批判大会以外，在舆论界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费运动，报纸和杂志一连几个月不断刊登批判他及其他右派的文章。我看到批判他的生活、着作和工作的文章一百多篇，此外，还出版了几本批判他的书籍……还有少数的人身攻击，具体例子如下：‘费孝通是章罗联盟的核心人物。他是资产阶级分子、个人主义者、政治投机家，打着“学者”的旗号，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此外，他一贯为封建地主阶级出谋划策，他对农村问题的主张，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暴露出他赤裸裸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是反动的。’……

    “很多人谴责他写的《早春天气》那篇文章，说文章对那些只顾研究，不问政治，不要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关于把害怕寒流再次袭来的讲话看成是第二次解放，等于说一九四九年他们未被解放……”

    周恩来的讲话是怎么一回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又是怎样一篇文章呢？

    倒拨岁月，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五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