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红军从井冈山辗转来江西兴国，听到田垅山野间，时时飘荡出此起彼伏的山歌，颇觉得新奇。时间久了，红军不但爱听，而且爱唱兴国山歌，与兴国山歌难舍难分。欢迎唱，欢送唱，驻扎唱，行军也唱，唱遍了中央苏区，兴国山歌成为了红军歌。1934年红军长征，山歌队在路边唱山歌欢送，唱了三天三夜。《长征组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电视剧中《十送红军》的剧情，就是对当时真实情景的描述。若问当年山歌唱得最好者，人们一致公认是红军山歌队队长、首席红军女歌手――曾子贞。
白区农民没饭吃，大小哭涟涟。
“山歌唔（不）唱沤肚中，金子唔带变成铜；年少唔做风流事，老哩唔值半厘铜。”“昨夜连妹太慌张，摸到神台当是床；摸到观音当是妹，观音莫怪探花郎。”“连郎就要连老郎，连到老郎味道长；昨日夜里亲个嘴，当得蓑衣盖酒缸。”……
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载：“苏区军民唱山歌，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山歌大王’，如兴国县的曾子贞、谢水莲等。闽西的邓子恢、李坚贞和范乐春等人，被人们誉为‘山歌部长’、‘山歌书记’、‘山歌主席’……”
每逢斗歌赛歌，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大都在场听歌。这次赛歌，毛泽东也在兴国，正搞一个群众调查，陈毅就把毛泽东请来欣赏。
“我想唱歌我就唱，唔（不）怕别人来阻拦，过去地主骂我穷开心，如今唱歌感谢共产党！”不但兴国人唱，外地人也跟着唱，红军战士唱，红军干部也唱。在实践工作中，许多革命领导也都十分喜爱学唱兴国山歌。胡耀邦就曾亲自为根据地人民编撰了许多山歌，如：
这么大的场面，嘴巴上没有功夫，肚子里没有货的人肯定会胆怯，根本不敢上台对歌、更不敢斗歌。有几次，曾子贞就是在台上斗歌时，把对手斗得结结巴巴，一时连口都开不了。大家就拼命地为她鼓掌、叫好。
哭涟涟，哭涟涟，只有革命才能出头天。
传言过来，曾子贞等人心里一沉：当官人的看法，在乡民眼里也就是官府的态度。他们担心苏维埃会禁唱山歌。悬悬地过了些日子，还好，并没有人禁唱。
俗话说，听歌辩词。毛泽东是个“细人”，边听山歌边琢磨歌词，琢磨了许久，感觉歌词中哥啊妹啊爱呀情的东西太多，主题思想不健康，与端正风气有点不合拍。他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么多红军官兵在听歌，长期听下去怕是会影响军心。唉，自己的调查研究，八字还没一撇，怎么也坐在这听歌呢。于是立起来，说了一句：什么兴国山歌，就是性歌嘛。说完，拂袖而去。
会议期间，青少年们歌声不断，还举行了盛大的山歌比赛，那生动活泼的场面和巨大的感染力，都给任弼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着听着，便跃跃欲试。他一边记录歌词一边请人教唱，顺手把一些词改成了革命歌曲。如情歌改成“南山松柏青又青，革命横下一条心；莫学杨柳半年绿，要学松柏四季青；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听说曾子贞是山歌大王，任弼时还特意找到曾子贞，作揖拜师，求她收自己当徒弟。曾子贞教得认真，他学得专心，进步很快，不到两天时间，竟然在大庭广众之间，登台演唱起来。
“天上星星数不清，兴国山歌唱不完。”兴国县素称山歌之乡，山歌源远流长，驰名中外。自古以来，山歌在兴国人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人人唱山歌，家家练斗歌，许多人从小唱到老，一生唱山歌。
有一次，县里又开赛歌会，毛泽东同志也闻讯去听山歌，听着听着，便在山歌的认识上与陈毅发生分歧。由此，引出了首席红军女山歌手和一串曲曲折折的故事。
在苏区，兴国山歌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兴国山歌是口头创作，触景生情，因感而发，即兴而歌，和生活贴近，融叙述、感叹、呼唤为一体，内容一唱明白爽朗，因此，在生活十分单调的农村，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容易流传、推广与普及。
苏区农民分了田，快乐如神仙。
兴国山歌迅速地在红军队伍、苏维埃干部中传唱、普及。在革命战争的背景下，由于许多知识分子的参与，兴国山歌的内容悄悄地发生变化，一些性歌变成了新歌。
唱山歌唱山歌，一个人唱也没有什么味道，唱山歌要过得硬见真功夫就要对歌。一问一答，一唱一和，最激烈最有味道的还是斗歌，互相讥笑，互相刺激，有时还含沙射影互相辱骂两句。当然，高手过招，还是绵里藏针的多。真正会唱山歌，靠唱山歌唱出名气来的人，都是在对歌、斗歌中打天下的。
陈毅很喜欢听山歌，见曾子贞唱歌又唱赢了，就跑到后台来，用两手摁一下曾子贞的脸蛋。说：“你这个妹子蛮唱得，真是个‘山歌大王’！”摁得曾子贞赶忙低下头，脸色通红通红，像搽了胭脂。曾子贞“山歌大王”的名气，从此叫开。
“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勇敢冲锋杀敌去，同志格，家中的事情妹担承。”他用刚刚学会的客家话模仿兴国乡音，“哎呀嘞”起兴开端，“啊嗬喂”刹板收尾，土味十足，跌宕变化，风韵别致，引得满堂哗然，掌声如雷。
战争间隙，红军闲着没事时，官兵们也常常受邀听民间的歌会，心连心的意思。县、省以及中央苏维埃政府来的同志，都经常去参加歌会，红军将领陈毅特别爱热闹，亦是歌会上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