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都成家了。孩子们已经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该经营橡胶园的经营橡胶园，该做生意的做生意去了，只有这时，黄泽如才开始有心思去考虑他一直想去做却还没有做的一件事。那件事对他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只要那件事一天没做，他就觉得他的灵魂片刻也得不到安宁。因为最近几年，黄泽如一直被一个不断重复的梦折磨得苦不堪言。那个梦虽然有点荒唐，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是真的，他实实在在地做了那样一个梦。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反复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梦境里。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那些死去的垦民天天一到他要睡觉的时候就三五成群来他家里敲门，一下两下三下，声音不轻不重，固执而持久。有时，他都已经睡着了，结果被那敲门声给吵醒了。于是他出去开门，他觉得那些人好陌生，却又像是在哪见过似的，就问那些人都是谁，找他有什么事。那些人就说，场主你真是好健忘，把我们都给忘了，难怪你会把答应我们的事也都给忘了！黄泽如说，你们都是谁呀，不说我还真的给忘了。那些人说，场主你真的忘了？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黄泽如说，真的忘了。
你们到底是谁呀？那些人便说，我们都是你从福建老家带到南洋来的，后来在垦场里病死饿死了的那些垦民呀！你怎么好把我们给忘了呢？你不是已经让人把我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吗？你不是还答应过我们要把我们的遗骨送回老家去的吗？黄泽如打了一个激灵，忽然想起自己真的曾经答应过那些死去的垦民，有一天要把他们的遗骨送回国内的，只是都让自己给忘了，心里便有点内疚和自责，骂自己糊涂，怎么可以把那样大的一件事给忘了呢？他觉得，在这件事上，他真的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嘴上却说，我怎么会给忘了呢？我不会忘的，我只是太忙了，等忙过这阵子了，我就把你们给送回去。那些人说，黄场主，我们可都记住你这句话了，你可要说话算数。黄泽如说，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结果没过多少日子，那个梦又来了，如此往复不断。梦的内容大同小异，几乎都差不多，但很明显，那些人开始变得有点急躁了，他们说，黄场主，你忙过了吗？你怎么还不来办我们的事呢？我们在等你呢！
黄泽如每每从那个梦中醒来，总是大汗淋漓，就好像是被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似的。他知道，那些不安的魂灵一定是向自己讨债来了，要不然的话，自己为什么会老是做那种梦？一旦这样想，黄泽如就觉得这件事已经不能够再拖下去了，他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件事亲自给做好，否则的话，他真的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乡亲们。
这一年，黄泽如已经五十多岁了。
有一天一大早，黄泽如吃过早饭后就直奔垦场去了。一到垦场，他一句话也不说，就把陈可镜径直拉到那座埋葬着他的妻子高兰香和许多乡亲的山坡上。几十年过去，山坡虽然还是原来的山坡，但是，山坡上已经堆满了一个个的坟头。坟头上面长着没膝高的野草。正是深秋时节，风一阵阵在山坡上呼呼吹过，坟头上那些已经开始干枯的野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听了不觉让人生出几分悲凉。站在那些坟堆边上，黄泽如向陈可镜讲述着最近几年来他所做的那些怪异的梦，然后他说他打算把那些死去的垦民们的遗骨运回中国去。他说当初他是对那些垦民许下承诺的，既然承诺了，现在就要按照当初的承诺去做。他不能够做对不起那些死者的事。
陈可镜对他的想法很吃惊，但却非常赞赏也非常支持，他也觉得那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功德无量的事。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人当初都是他和黄泽如两个人从家乡带到南洋来的，现在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有的甚至于在南洋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越是这样，越不能够让死去的人死不瞑目，让他们抛尸海外。人一旦上了年纪，年轻时根本不可能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的一些问题这时也想得多了，特别是生前身后事。问题在于要移葬那么多死去了的垦民回到中国，那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从把那些骨骸一个个从坟里刨出来，分门别类，打上标记，再到把骨骸运回中国去，再一个个地下土安葬，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好的事，必须要有详尽的筹划和安排。一句话，需要时间、人力和财力。
其实，人算不如天算，没等他们动手去做那件事，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中国的东北，三个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紧接着又进军上海，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的“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一九三六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获批准，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两万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同时，日本政府决定进一步投入四十万兵力，妄图用武力彻底灭亡中国。
那些坏消息都是黄泽如通过王进学创办的《南洋日报》，和在其他南洋报刊上看到的，这让黄泽如既震惊又愤怒。那个阶段，黄泽如特别关注来自中国的任何消息，比如，日本人已经打到哪里了，中国人都在进行哪些抵御和反抗，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了吗？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词，对于在清朝时期就已经到南洋的黄泽如来说，确实有点陌生，他只知道两个政党政见不同，在闹矛盾，甚至在打来打去。身在海外的他真的分不清楚他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他只知道国民党是孙中山一手创办的，所以，爱屋及乌，他对国民党怀有很深的感情。后来，孙中山仙逝，他对国民党的印象也就渐渐淡漠了。至于共产党，他就一点也不了解了。其实，任何人也无法去苛求他对此作出判断，如果一定要让他说出两个政党到底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那是一点也没有道理的。他不但不懂得那都是什么样的两个政党，这时的黄泽如其实也不想去弄清楚他们，他只认定一个死理，那就是，不管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那都是自己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再大，门关起来都好商量。问题是现在大敌当前，敌人都已经打到家里来了，现在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国内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作为漂泊海外的华人，心情一点也不比在国内的人轻松。抗战一爆发，南洋四十五埠的一百六十八名代表，立即在新加坡开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大会通过了一项庄严的《宣言》，号召八百万南洋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紧接着，南洋各地相继成立了分会。张三年亲自担任沙捞越分会的会长，没日没夜积极组织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而这时的张三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既然这里提到了张三年，不妨多费些笔墨啰嗦几句。多年以前，当那个年轻的张三年准备背井离乡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时，据说他已经爱上了一个姑娘，叫桃子。那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呢？桃子姑娘的父亲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富商，虽然是富商，也不一定真的富得不得了，那种富不过是相对张三年而言的。富商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的宝贝千金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姑娘的父亲说，要娶他的女儿桃子，除非母鸡会打鸣，公鸡能下蛋，否则的话，只要他在这个世界活一天，他的女儿就不可能嫁给他。张三年知道他在欺侮他穷，配不上他的女儿，一气之下，出走南洋。他向桃子姑娘的父亲发誓，有一天，他的财产要比他们的多一百倍，多一千倍，他就不信到那时他娶不到桃子。这就有了他和陈可镜的二叔后来的故事。张三年一边在南洋打拼，一边从来不敢忘掉那个叫桃子的姑娘。从内心来说，他是深深爱着那个姑娘的。他在赌气的是桃子姑娘的父亲，而不是桃子姑娘本人。多年以后，张三年终于在南洋获得了成功。他赚到的钱几乎可以用车拉，用船载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办了汇票，想回到国内，以极其隆重的方式去向桃子姑娘的父亲求婚。尽管他也知道此时的桃子姑娘，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桃子姑娘，而是已经成了半老徐娘的桃子，或者说，早已经嫁给别的男人，成了别人的妻子，说不定已经儿女成群了。但是，冲着当年桃子姑娘的父亲说的那些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他也必须赶回去，当面会会姑娘的父亲，用自己的财富，一洗当年桃子父亲给他留下的耻辱。
张三年的心愿最终没有实现。没待张三年回到国内，他得到的消息是，桃子姑娘的父亲已经死了，桃子姑娘在为他守了十几年的青春后，一个人买了来南洋的船票，千里迢迢寻找张三年来了。张三年得到这个消息时，桃子姑娘已经到南洋三年多了。张三年赌气归赌气，听到这种消息，心里却说不出的难受。那种感觉很奇怪，不仅仅像是自己当初被一个武林高手打得半死，当他已练就一身绝技，想报一箭之仇时，对手却已经不在，失踪了，使他憾无对手；让他感到难受的更多的则是姑娘的有情有义。姑娘记住了张三年和她的父亲说过将来有一天，他一定要回来娶她的那句话，并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一年又一年的为他守身如玉。与桃子相比，张三年就显得可恶卑劣多了，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报复桃子姑娘的父亲，说穿了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从来就没有设身处地去为桃子姑娘想过一回。如果说，他和姑娘之间确实是在用一种爱支撑的话，那么，姑娘的爱就比他高尚得多，伟大得多了；而他的爱，却显得太自私，太狭隘，太小家子气，甚至于有点卑劣。
张三年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开始不顾一切地到处寻找着桃子。严格地说，他现在要找的桃子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她已经是一个中年妇女。张三年算了算，过去灿烂如花的桃子，这时已经是快四十多岁的老女人了。
张三年几乎跑遍了南洋的所有地方，该找的他都找了，该托的人他都托了，希望他们帮助他打听桃子的有关下落。但是，最终张三年还是没有找到他要找的桃子。张三年心灰意冷，料定姑娘跟自己今生今世没有缘分，只求来生结为夫妻了。谁知就在这时，他从吉隆坡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那个朋友告诉他说，有一个女人与张三年要找的人很相似，十有八九就是张三年要找的那个女人。张三年一听，忙问他那个女人眼下在哪里。那个朋友说前几天才死了。张三年大吃一惊，他说，她怎么会死了呢？她是怎么死的？那个朋友便把那个女人的事说了一遍。
朋友说，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吉隆坡的街头多了一个要饭的中国女人，那女人与其说是在要饭，不如说已经疯了，整天嘴里喊着一个叫张家栋的人的名字。她说她是从福建到南洋来找张家栋的，她不知道张家栋到底上哪去了，她都已经找了三年了，头发都找白了，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张家栋。大家也不知道那张家栋到底是何方神圣，让疯女人为他苦苦找寻。都说疯女人是因为找不到那个叫张家栋的人被刺激才变疯了的，便都同情她，劝她不要再找了，南洋这么大，找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疯女人哪里听得进去，她说她总有一天会找到张家栋的。大家劝她不听，劝了几次，就不再劝了，而且，时间久了，连理都没人去理她了，尽她唠叨着，流浪着。
终于有一天，天出奇的冷，那是南洋少有的寒冷天气，地面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早晨，大家看见她死在了吉隆坡的一条大街上，于是有好心的中国人替她买了棺材，在郊外买了一块墓地，把她给埋了。都说那女人可怜，命坏到了极点，到了要死的那一刻，也没有见到她要找的男人张家栋。
没等那个朋友说完，张三年已经失声痛哭。张三年的那个朋友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哭起来会那样的伤心，像女人一样，像狼嚎一样。哭过后，张三年说那个女人要找的人确实是他，他就是张家栋。那个朋友不明白，被张三年搞得稀里糊涂的，他说，你不是叫张三年吗，怎么又叫张家栋了？张三年便说了“张三年”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并说，事情坏就坏在“张三年”这个名字上，要是到南洋后他仍然还叫张家栋的话，桃子就不可能找不到他，也就不可能会有今天这个事了。于是感叹命运怎么老是跟人作对，干什么事都不能遂人心愿，当初他因为穷娶不起桃子。到后来他富了，他发财了，可以有资格回国和桃子的父亲谈娶桃子的事了，桃子却自己找到南洋来了。来了也就来了，南洋再大，以张三年在南洋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完全还是可以找到他的，偏偏，张三年又把原先的名字给改了，好端端的张家栋却变成了张三年，你叫桃子如何找得到他？
张三年悲伤痛苦过后，花巨资把桃子的坟墓重新作了修葺，原先的一个土坟被改造得相当豪华气派，南洋那些王公贵族的坟墓也不过如此。尽管这样，张三年仍然觉得还远远不够，对于死者，张三年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外乎想表达自己对死者的一种敬意和歉疚，但他知道，现在即便是为桃子打造一座金的坟墓，对桃子来说，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张三年做罢桃子的后事，心里多少得到点安慰，却也断绝了他对桃子的所有念想，原先想回国与桃子的父亲一雪耻辱的计划，也因桃子父亲的死失去了实际的意义。现在，留给他的除了一大笔财产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了。那是比什么都让人伤心的事。这时，刚好抗战爆发，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了。张三年便把精力全部投给了抗日救亡运动。
客观地说，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间，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众，时间之长，力量之强，都是空前的。据统计，抗战期间，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四百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仅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就在南洋华侨中招聘了三千三百多名机工回国服务。广大侨胞抱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决心，上至工商巨贾，下至贫民、乞丐，各阶层人士以义捐、义演、义卖等各种形式慷慨捐款。捐款数字仅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就达十三亿多元。这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同时，海外侨胞抗战期间汇回国内的数十亿侨汇，对支持祖国抗战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向国内无偿捐献大批战需物资如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而此时的张三年，也几乎倾其全部家产，购买了抗日前线所需的物资，随陈嘉庚组织的南侨总会的物品一道，从滇缅公路运回中国。
提到中国的抗日战争，特别是海外华侨支援抗日战争，就不得不提到滇缅公路。日本人很显然是诡计多端的，从入侵中国的那天起，他们就在军事上重点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和对外口岸城市展开。其目的不外乎通过尽快摧毁中国经济命脉并在封锁中迫使中国人就范。早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就预见到，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将不可能守得住东部沿海地区和平原地区的城市，最终国民政府必将退守西部。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的整个沿海港口几乎全部被日本人封锁和切断，致使南洋和世界各地的支援物资无法运回中国。于是，中国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开始修建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修建之难，难在公路经过的百分之八十的路段是崇山峻岭。
公路开工时，滇缅公路沿线近三十个县的劳工约二十万人被征集来到工地上，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青壮年都已经上前线去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筑路大军，他们来自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穿着用蓝色土布制作的衣服，他们没日没夜地，一米又一米地向前挖掘着。公路的修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建成的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便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张三年捐献给祖国的物资不是别的，就是从滇缅公路开回去的五部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