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话人：A律师
答话人：B证人
A律师：是你亲眼目睹了被告，杀害被害者的事实，是这样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行凶地点，距离你目击时所处的地点，大概有多远？
B证人：这个嘛，我想有五、六间远吧。
A律师：这是你目测得来的吧？
B证人：当然了。
A律师：你说有五、六间那么远，那你是从哪个地方看的呢？是从路上长明灯的位置看的，还是从茶铺的方向看的？
B证人：是从茶铺的方向。
A律师：是在茶铺附近的哪里看的？是前面的大树下面，还是苇帘的阴影里面呢？
B证人：苇帘的阴影里。
A律师：（迅速翻动着桌上的两、三张记录，将视线聚焦在一点上）你当时就坐在那儿的椅子上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你确定，你当时是坐在那儿的椅子上？
B证人：对，我确定。
A律师：但你居然能坐在那儿，看完整件惨剧，真奇怪啊！B证人，你一直没有站起来？
B证人：中间我站起来了。
A律师：是被告给予受害者致命一击的时候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从时间上来讲，证人坐在茶铺的椅子上多久以后，被害人出现了呢？
B证人：大概十分钟吧。
A律师：最开始路过的那个人，当然就是被害者森田义兵卫了吧？
B证人：是的。
A律师：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森田义兵卫呢？
B证人：是从体形上判断出来的。
A律师：换言之，证人早就知道，路过的人是森田义兵卫了。
B证人：对，我从他的身形判断出来了。
A律师：森田是从西面进入常盘神社的院子，想要前往东面去，对吗？
B证人：我觉得是这样的。
A律师：森田走到茶铺前面左右的地方时，有没有停下过？
B证人：没有，他完全没有停下。
A律师：而且是快步走了过去吧？
B证人：是的，他快步走了过去。
A律师：证人那个时候，跟他打招呼了吗？
B证人：没有，我没有和他打招呼。根本没那个时间。
A律师：音吉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呢？
B证人：他是从那个长明灯的阴影处走出来的。
A律师：你怎么知道，音吉是从长明灯的阴影处走出来的？
B证人：因为我看见他从长明灯的后面出来了。
A律师：但是，从你所在的位置来看，行凶的地点，和长明灯所在的地点，完全是左右两个地方。假设你正看着森田义兵卫的方向，那又如何能够看见，音吉从长明灯的阴影里走出来呢？
B证人：你说得对，我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注意到，长明灯的阴影里，有一团黑东西在动，所以……
A律师：那个人就是音吉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你如何确定，那个人就是音吉？
B证人：是借着长明灯的灯光看清的。
A律师：你看见了他的脸？
B证人：对，我看见了。
A律师：他一从长明灯后面走出来，你就看见了吗？
B证人：是……是的。
A律师：但是，那盏长明灯的灯芯，距离地面有九尺呢，只怕不会一下子就把人脸，照得很清楚吧……你当真一眼就看准了？
B证人：可能是稍微离开了一段距离后看见的。
A律师：你是什么时候，坐在茶铺的椅子上的呢？
B证人：夜晚十一点钟的时候。
A律师：十一点整？
B证人：不是，是接近十一点五分的时候。
A律师：这是你看表得出的时间吗？
B证人：是的，我坐在椅子上，立刻就拿出手表，看了一下时间。
A律师：这时间对于被告，可是意义重大！你的表准吗？
B证人：我的表非常准，这时间绝对没有问题。
A律师：你坐上茶铺的椅子之后，都做了什么？
B证人：什么也没做。
A律师：但你不是拿出表，看了时间吗？
B证人：这跟我之前说的不矛盾呀。
A律师：接下来呢？
B证人；接下来……我点了一支烟。
A律师：不用说，你一定是用火柴，点燃香烟的吧？
B证人：是的。
A律师：（将脸转向陪审席）被告音吉在警察局及检察厅处，都已承认，自己当时隐匿在长明灯的阴影里。根据调查书显示，他藏在长明灯的阴影里，长达二十分钟以上。为了不错过森田的行踪，他自称一直望着茶铺前面那条路。证人既曾擦燃火柴点烟，那被告肯定会注意到的。这样一来，被告就理所当然地，会发现茶铺处有人。可是，明知道有人，还能够犯罪行凶？证人，你说被告‘是从长明灯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这一段证词，能否确认准确无误？音吉不是尾随森田到来的吗？请仔细思考后再回答。
B证人：他的确是从长明灯后面走出来的。或许他是尾随在森田的后面，之后才躲藏在长明灯后面的。
A律师：但是，若森田是急匆匆地走过去的话，被告就没有躲藏在长明灯后面的必要了，不是吗？
B证人：是的，我也这样认为。或许是他一直就藏在长明灯的后面，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点烟的火光吧！
A律师：总之，被告确实是从长明灯后面出来了，是吗？
B证人：是的，我确定。
A律师：被告从长明灯后面跑出，在森田身后，挥起手中的斧子，朝森田的脑袋，狠狠砍了下去，是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那么，你怎么知道凶器是斧头呢？
B证人：他挥舞的时候，我看见了。
A律师：借着长明灯的灯光？
B证人：是的。
A律师：音吉拿斧子砍下去时，说过什么吗？
B证人：我记得他说了“我”这个字，然后就砍下去了。
A律师：那么，森田说了什么呢？
B证人：他什么也没说。我只记得听见他“嗯”、“嗯”着，发出了一些低沉的呻吟。
A律师：森田第一次被击打，就倒了下去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音吉在森田倒下去后，接着又砍受害者了吗？
B证人：我想他又砍了两、三下。
A律师：他朝倒下去的森田的哪里砍下去了呢？
B证人：大概是胸部和腹部。
A律师：森田是怎样倒下去的呢？
B证人：是稍微斜着身子，仰着脸倒下去的。
A律师：根据法医的尸检，死者的背上，的确有一处伤口，但被害者并不是仰倒的。
B证人：他是在仰倒后，挣扎着变成俯卧的。
A律师：森田是抱着他的包，倒下去的吗？
B证人：是的，他右手抱着包，倒了下去。
A律师：他倒下去的时候，没有将包扔出去吗？
B证人：没有，他是抱着包倒下去的。
A律师：音吉怎么处理凶器——斧子的？
B证人：当时他盯着斧子看了一会儿，然后“砰”的一声，将斧子扔到了尸体旁边。
A律师：那么说，是音吉从森田怀里，取走了他紧抱着的包？
B证人：是的，是他从森田的右手里取走了包。
A律师：根据被告的口供，森田倒下去的时候，是将包扔出去的。所以，证人刚刚所做的证言准确吗？
B证人：准确啊，他的确是抱着包倒下去的。
A律师：那个包是黑色外皮、两折的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那个包是否附有一个，装着金属扣的带子？
B证人：是的。
A律师：那么，那个包的皮面，也已经磨得很旧了吧？
B证人：是的。
A律师：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包的样子的呢？
B证人：我是在行凶现场看到的。
A律师：你以前就知道，森田一直携带着这样一个包吧！
B证人：对，我知道。
A律师：那么，在行凶现场，你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过这个包吧？
B证人：是的，我以前就见过。
A律师：（翻看着桌上的两、三张记录纸）音吉当时有没有系着围巾？
B证人：系了。
A律师：什么样的？什么颜色？
B证人：好像是一条红色的法兰绒围巾。
A律师：红色？不是棕色？
B证人：不是。是红色的。
A律师：音吉在行凶之前，将那条围巾摘下来了吗？
B证人：摘下来了。
A律师：摘下来以后，扔掉了吗？
B证人：扔掉了。
A律师：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B证人：从长明灯那里出来后，没多久就扔掉了。
A律师：当你能看见音吉的脸的时候，那条围巾看起来是红色的，是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音吉当时的脸色如何？
B证人：我不清楚他的脸色。
A律师：但是，你不是看见他的脸了吗？
B证人：虽然看见了脸，但没看清脸色。
A律师：脸色看上去是不是微微发红？
B证人：是有些红吧。
A律师：在行凶之后，音吉没有拿走那条围巾，是吗？
B证人：没有拿走。
A律师：那你觉得，是音吉忘记了围巾，还是因为没有找到，所以只好离去？
B证人：我觉得他是忘记了围巾。
A律师：（翻看着桌上的记录）你以前有过半夜穿过常盘神社的院子的经历吗？
B证人：有过。
A律师：大约几次？
B证人：两、三回吧。
A律师：那都是在几点呢？
B证人：一般都是九点至十点。
A律师：有没有十一点前后的呢？
B证人：没有。
A律师：当晚，你坐在常盘神社院子里，茶铺的椅子上的时候，已经接近十一点五分了吧。
B证人：是的，就和我之前说的一样。
A律师：犯罪结束以后，你是何时离开现场的？
B证人：我当时没有看表，所以不知道时间。
A律师：大概过了多久呢？
B证人：这个嘛……大概二十分钟吧。
A律师：所以，你在常盘神社的茶铺里，待着的时间，就是从晚上十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二十五分这一段，总共三十分钟？
B证人：嗯……大概吧。
A律师：（翻看着桌上的记录）案发当晚，在荒谷村的不动寺那里，有一个叫做赖母子的人，主持了集会，证人你出席没有？
B证人：出席了哦。
A律师：被告人音吉也去了吧？
B证人：对，他也来了。
A律师：森田也去了？
B证人：也来了。
A律师：森田和赖母子，平时没有什么交情，你认为他去参加的原因是什么呢？
B证人：大概是他想催促音吉赶快还钱，才来的吧。
A律师：音吉手里有钱了吗？
B证人：可能是他听说，音吉手头有钱了，所以就赶来了。
A律师：音吉是因为没有钱，才和森田起争执的？
B证人：这里面的事情，我可就不知道了。
A律师：森田实际是几点离开的？
B证人：这个我也不清楚，我比他们先回去的。
A律师：你回去的时候，集会场还剩下多少人呢？
B证人：只剩下两个。
A律师：就音吉和森田两人？
B证人：是的。
A律师：你回去的时候，音吉是否提到了他的围巾没了？
B证人：嗯，而且他说他四处找了都没有。
A律师：后来找到了吗？
B证人：后来啊……我是在他们二人之前离开的，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A律师：你当晚在不动寺，见到音吉的围巾了吗？
B证人：没有见到。只是在他找的时候，我听说那是一条白色的法兰绒围巾，末端还用黑色的线，缝了个“音”字。
A律师：（将脸转向陪审席）根据被告的口供，被告承认将自己的围巾藏了起来，装成丢失的样子。直到森田要回去的时候，他立刻将围巾放入怀里，离开了不动寺。这跟证人你的证言，是非常符合的。但先前你说，被告脖子上围的是红围巾，这颜色可就对不上了！关于颜色，证人有没有要补充的？
B证人：我根本没有时间留意那围巾的颜色，毕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啊！你问我颜色的时候，我才去回忆的。
A律师：（翻看着桌上的记录）证人是否听说了，森田被抢走的包，在案发后十二天时，出现在了三月八日，播津铁道的终点站——津坂站的列车里。
B证人：听说了。
A律师：同日，证人是否去过津坂方向呢？
B证人：嗯，那天我有事去了津坂。
A律师：据说在车内，你还遇上了被告的妻子良子？
B证人：是的，我遇到了。
A律师：那辆列车是早上五点二十分，从网引站出发，同日七点四十分，到达津坂车站，对吧？
B证人：对。
A律师：证人是在哪里，见到被告妻子的呢？
B证人：我在网引站上车，后来，音吉的老婆也走进了车厢。
A律师：你是否和她交谈过呢？
B证人：说了两、三句话。
A律师：被告的妻子，那时候是否拿着行李？
B证人：拿着。
A律师：那么，你拿行李了吗？
B证人：我没有。
A律师：那你是空着手了？
B证人：对，我什么也没有拿。
A律师：被告的妻子手里拿着的行李，是什么样子的？
B证人：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两个小包裹。
A律师：被告的妻子，将包裹放在哪里了？是座位上，还是上面的行李架？
B证人：是上面的行李架。
A律师：是被告妻子座位，正上方的行李架吗？
B证人：是的。
A律师：但你怎么知道，那个包裹，就是被告妻子的？
B证人：因为是在她正上方的行李架吧。
A律师：列车到达津坂车站的时候，车内大概有多少名乘客？
B证人：四、五十人吧。
A律师：列车到达津坂站的时候，你是在被告的妻子之前，先下车的吧？
B证人：是的。
A律师：根据被告妻子的证言，你是在网引车站要发车的时候，才飞奔上车的。你对此有异议吗？
B证人：确实如此，我当时快要迟到了。
A律师：但这样一来，证人岂非是在被告妻子之后上的车，而且，还是在津坂车站先下的车？
B证人：嗯，是的。
A律师：（翻看着桌上的记录）证人是否知道，常盘神社的长明灯，在晚上十一点以后，就会熄灭？
B证人：什么？
A律师：证人是否知道，常盘神社的长明灯，在晚上十一点以后，就会熄灭？
B证人：我不知道，也没那回事！那里的灯是彻夜亮的。
A律师：为何证人没提及，常盘神社的长明灯，是有着红色玻璃罩的呢？
B证人：你问过我长明灯的颜色吗？我仅仅是老实回答你的问题罢了。我没有义务回答这以外的问题！
A律师：那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知道，那盏长明灯的外罩是红色玻璃？
B证人：知道。
A律师：所以，音吉的围巾，其实不是红的，而是白的。
B证人：但看上去确实是红的，所以我就这样回答了。
A律师：证人并不知道，那盏长明灯十一点后，就会熄灭吧？
B证人：没有那回事！你这是胡说八道，是想要中伤我吧？
A律师：作为一名证人，你能否在宣誓的誓言面前，再说一遍：十一点以后，那盏长明灯仍然是亮的。
B证人：我发誓就是这样。
A律师：你之前说，当晚你坐在了茶铺阴影处的椅子上，但是那一晚，那家茶铺既没有椅子，也没什么苇帘。证人是坐在了―个虚无的椅子上吗？
B证人：你问话的方式太无法无天了！我难道没有说过，我是坐在苇帘阴影里的椅子上吗？我没必要回答你刚才的问话。
A律师：你之前的证词中说，自己是在三月八日前往津坂的时候，在被告的妻子之前下车的。但你实际上，是在被告妻子之后下车的吧，对不对？
B证人：我没有必要回答。
A律师：我马上就可以证明“常盘神社的长明灯，会在午夜十一点熄灭”这一事实。我们人类经常会有一些记忆错误，所以，只怕你一直都没有发现“常盘神社的长明灯会熄灭”这一事实。总之呢，请你好好想想，再回答问题。
B证人：我把这个忘了。确实如你所说，我想起来了，那一晚长明灯的确熄灭了。
A律师：那么，是几点熄灭的？
B证人：我不记得是几点熄灭的。
A律师：是在行凶之前，还是行凶中或者行凶后？
B证人：这个……我也不记得了。
A律师：你那块绝对正确的手表，不是证明了是在行凶前熄灭的吗？
B证人：我不记得我说过，我的表就是标准时间。
A律师：在常盘神社的院子里，以及周围的环境里，除了长明灯以外，没有其他的光源了。而事实上，早在案发前的午夜十一点，长明灯就已经熄灭了。如此说来，恐怕你的记忆又出错了呢。你想必是靠着什么别的光源，才目睹了整个行凶过程。请你好好思考，仔细回忆后再作回答。
B证人：啊，我想起来了！我是借着月光看见的。
A律师：是这样啊？但是，倘若你没能凭借着别的光源，看见整个行凶过程的话，你的证言可就自相矛盾了呢。话说回来，借着月光看音吉的围巾，为何会是红的？
B证人：我记得它看起来是红的。实际上也可能是白的。
A律师：（将脸转向陪审席）早上五点二十分的火车，是从网引车站出发的第一班。根据被告妻子的调查取证书显示，她在前往网引车站的时候，因为时间还早，所以，周围没有一个乘客。售票口开售的时候，也仅有十人左右。买票的时候，被告的妻子排在第三位，证人是最后一位买票的乘客。这样一来，被告妻子的车票，和证人车票的号码，应该差了十个数字以上，也就是说，被告妻子的车票编号，至少要比证人车票的编号，少了十个数字才对。在这条线路的终点站——津坂站，一号车的收票口，有一名员工值守。照常理，收票员会按乘客出去的顺序收票，收票簿的记载，则会按照收票的顺序。根据津坂站出示的收票簿，当天网引车站发往津坂车站的那辆列车的03143号车票，被记载在第三十二行上。该号码的车票，按照当天网引车站的出票记录本显示，是当天第三个卖出去的一号列车的票，因此可以断定，这就是被告妻子所持的车票。此外，同一辆列车在终点站——津坂站所回收的最后一张票号，是03158号，根据网引车站的出票记录，这是当天一号列车卖出去的最后一张票，所以，这张车票的主人只能是证人。那好，我再问一遍证人，根据以上所述调查取证，你确实是在被告妻子之后下车的，对吧？
B证人：我之前说过了，我是在网引车站上车的最后一名乘客。但我没有说过，津坂站的收票簿上的记录，绝对是按照收票顺序记载的。总之，我是在被告妻子之前下车的。
A律师：证人曾经说过，自己那时没有拿行李，是吧？
B证人：我的确说过。那时候我没有拿任何行李。
A律师：就算是有人看见你拿着行李，你也坚持这个说法？
B证人：不会有目击者的！不管是什么人，都不可能看见什么，根本没有影儿的行李。
A律师：（翻看着桌上的记录）证人将整个行凶过程，描述得很详细啊，但是，你确定你是借着月光看见的吗？
B证人：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注意到长明灯熄灭，所以，我根本忘记了那时候月亮已出来的事实。
A律师：（望向审判长，又转向审判席）本辩护人认为，出于被告人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列举出更多的反证。但我现在觉得，根据己提交的证据物件，其他的反证已经可以保留，或者说根本没有必要了。因为我坚信，凭着刚刚提交给审判长的证据，本案最重要证人的证言，不仅仅被彻底推翻，而且，其他对被告不利的证言，亦都不攻自破，失去了攻击力。
也就是说，证人之前陈述，自己是借着月光，目睹了整个行凶过程。但本案是发生在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的，而二月二十五日那天，乃是旧历的正月十六一一正月十六那天，月亮是凌晨零点四十分才出现的！这一点，可由我向审判长您提交的旧历本来证明。并且，根据某某气象台的检渕报告，当晚直到月亮出来之前，都是个漆黑的夜晚。可我们的证人却作证，自称借着还没升出来的月亮的光芒，看见了整个案件的过程。这就暴露了其证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本辩护人愿以赌上我的业界名誉——我可以断言：本案的真正凶手就是证人，并且，我当庭就予以告发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