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诺这么久才到，是因为他中途去了一趟警察局总部的私人物品室。我让他把我在麦切·巴博萨慢跑短裤口袋里找到的那把不锈钢钥匙拿过来。马里诺告诉我和博格，他可是折腾了一会儿才找到那东西。那个狭小的房间和外界隔着层铁丝网，里面一排排层架上挤满标有条形码的物品袋，上周六警方从我屋子里取走的那些东西想必也在其中。

    我去过那里，可以想象那情景。袋子里会不时地传出手机音乐、寻呼机叫声，不知情的人还在尝试和已经被关进牢里或者去世的人联系。另外还有几个上锁的冰柜，储存着物证总检验的采样和其他容易腐烂的证物，例如我用尖头锤捣碎的那些生鸡肉。

    “你为什么要用尖头锤敲生鸡肉呢？”博格要我解释这匪疑所思的行为。

    “我想知道它所造成的伤口是否跟布雷身上的一致。”我回答。

    “那些鸡肉还放在证物冰柜里，”马里诺说，“被你捶得稀巴烂。”

    “说一下你处理那些鸡肉的细节。”博格继续逼问，好像我正坐在证人席上。

    我站在玄关对着她和马里诺解释。我把生的鸡胸肉放在砧板上，拿着尖头锤以各种方向和角度敲击，然后把伤口形态记录下来。结果我发现，无论是用钝头还是尖头，敲击所形成的伤痕大小和外观都和布雷尸体上的一致，尤其是颅骨和软骨组织上的那些，因为它们相当完整清晰。我继续解释说，接着我把一个白枕套摊开，将尖头锤的线圈握柄在烤肉酱里来回滚动。哪种烤肉酱？博格自然不会放过。

    我回答说是史莫基小猪烤肉酱。我将它稀释，浓度接近血液，然后把沾了酱汁的尖头锤握柄放在枕套上滚动，看会印出什么图案。结果和留在布雷床垫上的条纹状血印一致。马里诺说那个沾了烤肉酱的枕套也送到化验室去做DNA分析了，我说这实在是浪费时间。要给番茄验尸吗？我不是在说笑，只是沮丧得忍不住要嘲讽。我向他保证，化验室绝不可能从枕套上取得人类的DNA。马里诺听了开始踱步。

    我倒大霉了，他说，因为我买的那把尖头锤，用来做这些实验的那把，不见了。他一直没找到。他到处找，它没有列入电脑里的证物清单，显然从未被送进证物室，也没有被鉴定人员移送化验室。就这么不见了，而我又没有收据。这点我也不得不承认。

    “我曾经用车载电话告诉你我买了尖头锤。”我提醒他说。

    “是啊。”他说。他也记得，我离开普莱森特五金店之后在车里打电话给他，是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当时我告诉他，我认为尖头锤应该就是凶手用来杀害布雷的工具，因此买了一把。可是他说，这有可能表明我是为了脱罪而在事后特意为之。“你知道的，让人以为你之前从来没持有过这种工具，也不知道她是被什么凶器所杀。”

    “你到底在替谁说话？”我对他说，“你真的相信赖特鬼扯的那些？老天，我没法再忍受这窝囊气了。”

    “这不是替谁说话的问题，医生。”马里诺阴沉地说，博格则在一旁看着。

    我们来到那把尖头锤——沾了布雷血迹并且是在我屋内找到的那唯一一把——被发现的地方。确切位置是在客厅的波斯地毯上，在澳大利亚原木咖啡桌右侧十七点五英寸远处。那是尚多内的，不是我的，我反复地说，脑中浮现铁丝网后方挤在层架上的廉价棕色纸袋，上面标着代表斯卡佩塔——我——的证物编号和条形码。

    我靠在玄关墙上，突然一阵眩晕，仿佛惨遭横祸之后，灵魂出了窍，从高处注视着自己。我毁了、完了，和证物室里其他棕色纸袋的主人没两样。我还没死，但遭到起诉或许比死更痛苦。我不愿去想下一步会如何，我再也无力承受。“马里诺，”我说，“用那把钥匙开这扇大门试试。”

    他皱着眉头犹豫了，然后从他那件羊毛衬里已脱毛的旧皮革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塑料证物袋。他打开大门，冷风灌进屋子。他毫不费力地就将那把不锈钢钥匙插入锁孔，咔嚓一转，弹子门锁滑开又关闭。

    “那上面写的号码，”我轻声告诉马里诺和博格，“二三三，是我警报器的密码。”

    “什么？！”博格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走到客厅。我蜷缩在壁炉前，像灰姑娘似的。博格和马里诺也不坐那张污损的沙发，挨近我坐下，望着我等我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可能，而且再明显不过了。“上周六以后有大批警察以及天知道哪些人在我的屋子里进进出出，”我说，“厨房的某个抽屉里放着我所有的钥匙，屋子、汽车、办公室、档案柜的，等等。所以若是有谁想弄一份这屋子的钥匙，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警报器密码，你们也知道的对吧？”我看着马里诺，“我是说，你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启动警报器，但刚才我们进屋的时候它却开着。”

    “我们得把进出过这屋子的所有人都罗列出来。”博格严肃地说。

    “我会尽量把我知道的告诉你，”马里诺说，“不过我并非每时每刻守在这里，不敢说谁来过我全有数。”

    我叹了口气，往后靠在壁炉上，开始报出我目睹在场的警察的名字，包括杰伊·塔利，也包括马里诺。“还有，赖特也来过。”我补充说。

    “还有我，”博格说，“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你的警报器密码。”

    “是谁带你来的？”我问。

    她转头望着马里诺。他竟然没告诉我他担任博格向导的事，我火冒三丈，只觉得被出卖了。毕竟，还有比马里诺更好的人选吗？有谁能比他更让我信任？马里诺开始局促不安。他站起来，一路晃过走廊进了厨房。我听见他打开我放钥匙的那个抽屉，然后开了冰箱。

    “你在麦切·巴博萨的口袋里发现这把钥匙时我也在场，”博格思索着，“那不可能是你事先放进去的，不可能是你设计的圈套。”她推理着，“因为你没去过犯罪现场，也不曾在没人在场的情况下碰触尸体。我是说，你拉开尸袋拉链的时候马里诺和我就在旁边。”她颓丧地叹气，“那么马里诺呢？”

    “不可能是他，”我手一挥要她打消这念头，“不可能。当然，他有那机会，但绝不可能是他做的。况且从他对现场的描述来看，他从来没见过巴博萨的尸体。他赶到莫斯比宅院时尸体已经被送上救护车了。”

    “这么说，若不是某个在场的警察——”

    “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我接下去说出她的想法，“巴博萨死的时候钥匙就在他口袋里了。在犯罪现场，而不是弃尸地。”

    马里诺回到客厅，拿着瓶斯巴登啤酒喝。一定是露西买的，我记得我没买过。这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不再属于我。安娜的故事浮现于脑海，我总算能多少体会她在家园被纳粹占据时的感受。我忽然明了，人可以被现实逼迫到没了脾气，没了眼泪和悲伤，再也不想抗争，最终只能绝望地陷进黑暗的泥沼。是怎样，就怎样。过去的，过去吧。“我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我对博格和马里诺说。

    “你总算懂了。”马里诺回应得迅速，依然是这一阵惯有的暴躁无礼态度。

    “听着，”我说，“别对我大呼小叫的，马里诺。我们都一样气愤、沮丧，也都疲惫不堪。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不过显然我们当中有人和最近这两粧凌虐谋杀案脱不了干系。我猜，无论是谁把我的钥匙放进巴博萨的口袋，他的用意无非是把我卷入罪案，不然就是在警告我。”

    “我想是警告的成分居多。”马里诺说。

    最近罗奇去了哪里呢？我很想问他。

    “你的儿子罗奇。”博格代我问了。

    马里诺灌下一大口啤酒，用手背抹着嘴角，没搭腔。博格瞥了下手表，抬头看着我们。“无论如何，”她说，“圣诞快乐，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