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总是充满了希望。有首儿歌说，生活将给予你什么，取决于你的出生日期；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最喜欢的是星期一，它就像张白纸，一个崭新的机会，可以借此从头来过，学着避免犯错，也可以开始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天空终于放晴了。好像为了对过去几周的坏天气表示歉意，阳光特别温和，暖暖地照耀着大地。所有的绿色植物似乎一夜之间全醒了，从土里探出头来，就连地面也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和清新的气息。过一阵就该打理草坪了。以前都是巴里在管院子的事，为了和别人家的草坪不相上下，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过去常常取笑他这种“绿色攀比心”。

    我洗了个澡，然后拿了杯橙汁到楼上的工作间。今天得交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稿子了。这是一份内部营销视频脚本，说的是公司如何得心应手地处理灾难。虽然这个视频不会赢个奥斯卡奖回来，但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寻找一种有创意的制作方式，在保持自己的工作兴趣的同时，也要交出一份好作品。

    我也不是一直都制作企业宣传片。大学的时候接触了爱德华·默罗，受他的启发，就去学了影视制作。我也希望制作那种可以改变世界，极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但中途，我被使用影像而非文字来讲述故事的挑战诱惑，开始尝试做故事片。遗憾的是，那时我已经和巴里在一起，所以迟迟没有去纽约或洛杉机发展。那个时候在芝加哥打拼，就只能做些工业或商业广告，但我把不做商业广告作为底线。然而现在，我还是得靠制作20至30分钟的商业广告来赚取生活费。不过，我们称之为企业形象片。

    蕾切尔出生前我也正儿八经地上过班，那时在11频道工作了几年，制作了几部纪录片；那些片子现在也还作为“备胎”而时有播放。或许将来某一天，待我的经济状况稳定后——唔——谁知道呢？

    而现在，不知怎么的，一个类似《暴风雨》的情节总是出现在我脑海里。海难可当作是灾难，爱丽儿则象征内部系统，一有风吹草动就展开行动。但我还不能确定要如何处理卡列班，或密兰达和弗第南的爱情。我又抿了一口橙汁。也许灵感会来的。

    一小时后电话响了——铃声吓了我一跳。

    “艾利，我是麦克。怎么样了？”

    我伸手去拿橙汁，告诉他入室盗窃的事情。他在那头安静地听着，然后说，“你上周可真是够倒霉的。”

    “可不是嘛。”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不用。警察认为这是一起偶然事件，瘾君子干的。”

    “他们偷了些什么？”

    “也没偷多少。”我把事情告诉了他。

    “居然没偷电视和录像机？”

    “对呀。”

    “肯定是被毒品烧坏脑袋了。”

    “幸亏是那样。”

    “是啊。嘿，给你个好消息。记得那个芝宝打火机吗？可以卖到一千美元呢。”

    “不会吧？”

    “这可是易贝网买家报的价。”

    我扭了扭脖子，这几年脖子上的肌肉僵硬了许多。从人体工程学上讲，我的工作姿势太糟。

    “才得一支打火机，便失若干珍珠粒。”

    “我想你可以——”

    有电话打进来，我这头“嘟嘟”地响，打断了他的话。

    “稍等，麦克。”我拍了下钩键开关换了条线。

    “艾利·福尔曼。”

    “艾利，你好，我是罗杰·沃林斯基，玛丽安·艾弗森的竞选经理。”冷静、自信的声音，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腔调。

    “你好，请稍等一下。”我切换到麦克的电话。

    “稍后打给你。”又切换回来，并用上我那套职业语气。

    “不好意思，请问有什么事吗，沃林斯基先生？”

    他清了一下喉咙，“候选人让我联系你。”

    候选人？

    “我们正在策划一个竞选用的视频，非常希望可以请到你来制作。很多人强烈推荐你。”

    我？脸“刷”的一下红了。

    “深感荣幸；但我还是得说，我不涉足政治。”

    “是这样的吗？”他听起来有些惊讶。我拿起橙汁，来回晃动杯身，看果肉粘在杯壁上。

    “可你做了《欢庆芝加哥》呀。”

    “那和政治无关。”

    “在芝加哥，任何事情都和政治有关。”

    一针见血。我放下杯子。

    “你至少和她见个面，怎样？她这周要举办一个筹资活动，希望邀请你来参加。因为她总是要到处跑，所以这是个见面的好机会。”

    苏珊和我提过玛丽安·艾弗森的募捐集会。

    “我说不准，沃林斯基先——”

    “前面一个小时左右她会和捐赠人谈事情，但八点以后应该有时间会见你。”

    “听着，我刚说了，我很荣幸，但是——”

    “我还应该提下，我们为合作方提供很有竞争力的报酬，应该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我不再说话了。

    我刚把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稿子给他们发过去，就听到一个破旧消声器的嘎嘎声，马上又是一辆道奇公羊卡车停进车道的声音。门铃响了，外面站着一位高个子男人；他头发乌黑，两鬓斑白，正透过纱门朝我这边笑。

    来人是福阿德·瓦利德·阿尔·哈姆拉——我家以前的园艺师，离婚以前就是福阿德打理我们的草坪。他是三十年前从叙利亚移民过来的。我记得巴里是如何地爱发号施令，而福阿德又是如何地恭敬谦卑，就像英国的仆人对待君主一样。但巴里一转过身去，我就看到福阿德眼里狡黠、嘲笑的神情；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我们第一次交谈时，我问他，既然在荒漠中长大，怎么会成为一名园艺师的。他回答说，新月沃土从叙利亚东北部穿过，那里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那里耕作。

    “哦，怪不得。”他装作没看到我发热的脸颊。

    他继续说，他家曾送他到英国的公立学校读书，那时，西式教育在他们那一带还没成为一种必需。后来，家人叫他回国的时候，他虽然也顺从地回去了，却从未真正融入过家乡的生活。六日战争爆发以前，他就搬到了美国。

    福阿德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并且亲阿拉伯，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猜想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努力地去实现各自的美国梦，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会调和一个人的思想。福阿德的追梦挺顺利；现在他除了提供园艺服务外，还拥有一个园艺用品商店。

    “福阿德，真是意外呀。”我打开纱门，希望他不是来要求我把他雇佣回来——我可负担不起。

    “艾利，最近怎么样？熬过冬天了？”

    “我很好，你呢？”

    “艾哈迈德在杜克大学读完了一年级，纳塔利秋天就要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了。”

    果然是来寻找新客户的。

    “蕾切尔怎样了？”

    我笑了笑，“十二岁，都成大姑娘了。嘿，福阿德——”

    “艾利——”

    我们不好意思地相视一笑，“你先说。”

    “艾利，我希望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但是，自从你——从我——”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你是说，自从我离婚。”

    “是的。从那时起，你的草坪和花园，哎，就——”

    “就像核冬天降临似的？”我打开纱门走到外面。

    “我知道。但我现在没有多余的收入来处理它，而且我也不太会打理花花草草。”

    他跟着我出来，“我就是冲这个来的。”

    “福阿德，我不——”

    “不是，不是。”他摇着头说，“我是想跟你提个建议。”他怯怯地笑了笑。

    “我不想看到我几年来的心血白费。我偶尔过来帮你弄一下怎样？不收费。顺便也教你一些园艺知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要免费帮我？

    “我不会每周都来这边，也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但是，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把这地方弄好。当然，需要你来帮点忙。”

    “福阿德，你太慷慨了。”我已经记不起上次别人对我这么慷慨——应该是，无私——是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你事情那么多，没必要来我这做善事呀。”

    他脸上浮现出不好意思的表情，“我不是……说，尚未有生命的土地是真主给我们的一种神谕。我们必须赋予它生命，并利用土地生产谷物，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生命可以享受到大地的果实。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向真主表达谢意，他创造了地球所生产的一切。”

    我的脚尖在地上划来划去。即使在西方国家呆了三十年，福阿德说起话来仍然像个离乡背井的人，他的性情适合于更加简单的时代，即信仰在生活中占据重要部分的时代。我逃避任何需要信仰的事情，我无法接受那些我看不到、碰不到也体验不到的信仰；但我试着与之共存，万一上帝真的存在呢？

    “来吧，”福阿德说。

    我们一起检查了庭院，就像猎人在打猎前检查猎犬一样。当然，“庭院”只是个委婉的说法——我的草坪大概就两个停车位那么宽。福阿德建议我马上买点儿除杂草的肥料，他来施肥，还说我还应该买一盆美乐棵来养多年生植物。

    “多年生植物？”

    他歪着头，准备说什么，但似乎还要再想仔细了才说。然后他耐心地给我讲解了多年生植物和一年生植物的区别。他给我指了院子里的金银花、石竹植物和绣球花，这些植物长着长着很快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繁盛状态，还保证下个月给我带些一年生植物来。我连连点头。或许“绿色攀比心”是会传染的吧。

    春天是让人狂躁的季节。当晚的本地新闻报道了耶利米·吉布斯，圣约堂的领导人的讲话；他保证要支持新纳粹分子在司考基镇的游行。这个教堂实际上是个不加掩饰的白人分裂主义组织；蕾切尔一位同学的哥哥丹·桑顿，那个在罗杰斯公园胡乱射杀犹太人的家伙，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吉布斯老奸巨猾，总是踩着法律的底线做事；据说，他还利用一个技术上非常先进的网站招募成员。

    前几年刚开始游行时，许多人，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对这种在以大屠杀幸存者为主的社区里举行纳粹游行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虽然有针锋相对的反示威游行，但一群群凶神恶煞的暴徒，佩戴着纳粹党卍字形臂章，举着纳粹旗帜，仍然迈着正步走上了街头；期间只发生了几起类似于丢石头的小事故。当然，游行可以如此顺利地进行，也可能是因为警察在一路上都安排了密集的保护线。从那时起，他们每年都举办这样的游行；于是，就像某种习以为常的肢体残疾一样，已经没人太过关注这件事情了——包括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

    报道切换到吉布斯在罗杰斯公园发生枪击事件时的资料录像。他英俊潇洒，一头金发往后梳得光溜溜的，稀疏的胡子，冰冷的蓝色眼睛，穿着一件笔挺的西装，看着像银行家或者律师；我感觉他应该是后者，尽管他从未进入律师业。

    “出现这种违法行为，我感觉很不安，”他在录像片断中说，“但我们的宪章要求我们不要同情其他民族。”

    一股怒气涌上心头。他凭什么可以那么上镜？凭什么用这么轻快的语气说那十秒钟的话？

    浴室门开了，蕾切尔裹着块毛巾走出来，皮肤上冒出一丝丝热气，湿湿的卷发像光环一样围绕着她的脸。

    “妈妈？”

    “嗯，宝贝儿？”我关掉电视。

    “我什么时候可以刮腿毛呀？”

    “刮腿毛？”

    “我们班里就只有我没刮了，大家都觉得我是个怪胎。”

    “卡蒂刮了吗？”

    “呃，没有，但她妈妈——”

    “那么考利呢？”

    “也没有，不过——”

    “萨拉呢？”

    “妈妈，别人都这么做。我不想落在她们后面。”

    “我告诉你吧。”

    “什么？”她热切地抬起头来。

    “我保证你婚礼前肯定会刮的。”

    她不满地哼了一声，跺着脚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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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