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洗手的年轻男性的肘部碰到了我的挂包。

    “啊，对不起。”这个声音让我清醒过来。

    这里是……

    似乎花了好长时间，我才想起这里是机场的洗手间。没错，我是来羽田机场乘返乡的末班机的。去航空公司的柜台办完登机手续，我便进来这里解手、洗手。

    我陷入这种恍惚状态到底多久了？

    我慌忙掏出手帕。身后早就排起了长队。我赶快离开洗手台。真蠢，想什么呢。我不禁苦笑，那张脸不都看了四十年了吗？事到如今，竟觉得“似曾相识”。然而……

    然而，刚才的那种奇妙的感觉，竟莫名生动。莫非那就是所谓的“既视感”？“似曾相识”这个词，经常出现在老歌里。明明是第一次见到的人，或第一次去的地方，却让人有种错觉，似乎曾经见过，或曾经去过。

    似曾……相识？没错，确实是这种感觉。倘若只是既视感，虽不算频繁，我倒也经历过几次，故不会特别惊讶。但这次造成这种感觉的，竟是映在镜子中的自己的脸。怎么可能，我又不是第一次看……这四十年来天天看，几乎看腻了。

    踏出拥挤的洗手间的前一瞬，我又回头看了一次镜子。是我，是我平时看惯的脸。映在那里的不是什么“既视感”，而是习以为常的生活的象征。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难道我比自己感觉到的还要疲劳？尽管我留在了大学里，可以按自己的步调从事研究，但身在组织之中这一点并无不同。我不可能完全从人际关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所以不知不觉积累了很多压力。

    现在是下午五点多，老家的母亲和姐姐姐夫应该正准备年夜饭。末班机的预计出发时间是七点，航行时间约一小时。从老家的竹廻机场到自家所在的后宫町，快的话只要半小时，若辅路拥挤则需要一小时，合计两小时。今晚九点之前，我就能和家人团聚了吧。

    稍微吃点什么吧……

    我寻思着，正要去餐厅街，却突然停在了电话亭前。在这个手机迅速普及的时代，我已成为少数派。我拿出大学创立一百周年时发的电话卡，确认了剩余使用次数，拨通了老家的号码。

    “喂。”我马上认出那是姐姐的声音，“这里是永广家。”

    “啊，是我。”

    “影二？”

    “嗯，我现在在羽田，估计两小时后出发，不出意外的话，九点前能到那边。”

    “不用这么早就去机场吧。”姐姐故意偷笑道，“你都四十了，还是老样子呢。”

    我从儿时起，无论坐公交还是坐电车，都会在发车前一两小时到达候车处。知道这一点的家人和朋友们总会取笑我，但这习惯直到现在都未改变。约人见面时也是，最迟也会在约定时间的半小时前到达。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评价我性子急。而我觉得事实恐怕恰好相反。我只是讨厌时间紧迫导致的慌张。

    如果想慢慢地、悠闲地按照自己的步调做事，且不给周围人添麻烦，就唯有主动站到等别人的立场上。另外，我生来的个性就是如此，就算什么都不做，光发呆也不会觉得难受。

    这哪是性急，分明就是迟钝。

    我早上出门上班必定提前三小时起床，因为做早饭就要花一小时。其实只要我愿意，的确能缩短点时间，但我没这打算。一方面，我讨厌忙忙碌碌的感觉；另一方面，一边沉浸在各种幻想中一边慢慢做饭、收拾厨房，才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这种凡事磨蹭的性格是我没能继承家业的主因，只怕也是至今未婚的缘由之一。因此，自学生时代以来的二十几年间，我一直是亲自做饭，且从不曾被菜刀切伤手。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一桩小事。

    “早点到机场这点是很好，可你有时会忘东西。”

    “没关系，毛衣我穿着呢。”

    姐姐反问道：“毛衣？”为何此时会提到毛衣？连我自己都有点困惑。

    “就是那件毛衣啦，姐姐以前织的。本来一直放在老家压箱底，去年回家时我带回来了，现在穿着呢。”

    电话那头的气氛似乎一变，顿时让我有些不安。

    “对了，姐夫怎么样？”

    尽管我也觉得这话题没什么意义，可还是这么问了。如果不说些客套话，我就搞不明白自己为何特地打这通电话了。

    “怎么样……他在这儿啦。”我眼前似乎浮现出姐姐苦笑的脸。

    “毕竟是今晚。”

    “母亲呢？”

    “嗯，就那样吧。”我刚觉得姐姐有点含糊其词，她便立刻开始说个没完，“应该说，跟以前差不多，只是明显老了，才六十三岁就经常无法来店里。唉，这也没办法。她的牢骚话变多了，经常反复念叨‘幸好生了女孩’和‘男孩子留不住，一点都不会帮家里做事’之类的话，越说越莫名其妙。她还曾抱怨说‘就是生了你这种造孽的女孩，害得我受尽你爸责备，好苦啊，死了算了’。”

    大概是不想被家人听到吧，姐姐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

    只听她接着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好像说了不着边际的话。你回来路上小心。啊，还有，那个……影二……”

    “嗯？”

    “你还记得月镇这个人吗？”

    “月镇？”陌生的读音让我茫然。我试着回想，却毫无头绪，“忘了，是谁？”

    “月镇季里子，难道连你都没告诉？大学毕业后，我不是没回家吗？当然是不打算再回去，可母亲还不时打电话来问这问那。我觉得烦，就瞒着你们从大学的女生宿舍搬出去了。呃……好像叫‘真笼庄’。大学的学姐那时新婚，刚住进去，我听说后就请她介绍我进去。月镇就是当时经常来我房间的那个女孩。”

    “那人是……”我觉得姐姐的说明很拐弯抹角，却忍不住审慎措辞，“就是说，她是姐姐的……”

    “算是吧，你懂的。她是我念书时打工做家教认识的。”

    “我应该不知道那人的情况，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关于姐姐你瞒着所有人搬家后行踪不明的事，我倒是无意中听到了爸妈的谈话。其实是偷听到的。”

    “看来，爸妈是想瞒着你。”

    “你是说‘失踪’吗？可能吧。不过，反正还是知道了。”

    “那时你还是高中生，他们不想让儿子担心。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只告诉过影二你，原来对你都没有提过她。”

    “那个叫月镇的人怎么了？”

    “现在当然完全没见面了，她……好像住在东京。之前偶然听说，她似乎当了作家。”

    “作家？”

    “嗯，我很想读读她的作品，但这边找不到书。乡下的小书店大概不会进她的书。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买一本她的书？哪本都行。”

    “这种事早点跟我说嘛！”

    不知为何，我有些焦躁，甚至有股捶胸顿足的冲动。我很久没听姐姐说想读什么书了。

    年轻时，姐姐很喜欢书。她手持文库本、身着水手服的身影，我至今难忘。我受她影响喜欢上读书，继而做了现在这份工作。哪知姐姐本人却远离了文学世界。平时因为分开生活，我不可能一直观察她。她好像总忙于照顾母亲和料理家事，偶尔给我打电话或写信，也跟“我读了这本书”“那个作家很有趣”之类的话题毫无关系。

    即使她谈到的书可能是她过去恋人的作品，只要她提出想读，我就无论如何都会帮她弄到手。唉，要是在我来羽田之前告诉我就好了……

    “机场里有书店吧？”

    “有是有，但不知是否找得到她的书。”

    “没有就算了。”

    “笔名是什么？”

    “她好像是用真名写作的。”

    “你等一下。”

    我从挂包里拿出夹着机票的记事本。那是二〇〇一年版的，写满了大学从三月到年末的会议和日程安排。

    我顺手拿出前些日子大学教师忘年会上，玩宾戈游戏①时拿到的安慰奖圆珠笔。

    ①一种卡片游戏。使用的卡片通常是5行5列，对应5个字母B、I、N、G、O。游戏者根据要根据叫号描出“BINGO”图案。

    这种笔的笔身比一般的笔要粗一圈，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崭新的设计。我边听边把她说的每个字写在记事本上。

    “月镇，呃……季里子，用这个名字找就可以了吧。”

    “嗯。你还真是靠不住，亏你还当上了文学部教授。”

    “我这才刚当上副教授。而且我不是很熟悉年轻作家。她的书是哪种类型的？”

    “不知道，要是找不到也没关系，真的。影二……你路上小心，要平安到家喔。”

    姐姐本人或许没那个意思，可她的语气听起来像要今生永别似的。最后，我脱口而出：“嗯，谢谢。美保也请注意身体。那好，再见。”

    比平时还郑重，堪称不合时宜的语气。我是从何时开始养成了对姐姐说话如此见外的习惯呢？

    对了，想起来了，可能是从姐姐结婚后开始的。

    二十三年前，姐姐二十二岁，我十七岁。那年春天，姐姐从当地国立大学毕业，瞒着父母搬离一直居住的女生宿舍，似乎是想就此和家人断绝来往。可同年夏天，父亲陈尸于老家的海岸边，并被当地媒体当成杀人事件大肆报道。姐姐无疑深受打击，音信全无的她突然回到家，在葬礼上替病倒的母亲担当丧主。

    姐姐和津门佳人结婚是在那两年后。男方是父亲生前劝婚的——应该说半强迫的——结婚对象。很明显，姐姐大概对父亲的死抱有所谓的罪恶感。

    月镇季里子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听说。不过，无论姐姐如何对父母极力隐藏，我早就隐隐察觉她只爱同性。我完全可以想象对她而言，与男性的婚姻绝对不情愿至极。她和月镇季里子这位女性开始疏远，大概也是因为婚事。

    我进入大学后开始在东京生活。后来为了参加姐姐的订婚宴和婚礼，我回了趟老家。自那后二十一年来，没错，以那时为分界线，我跟姐姐说话时的语气就日益见外了。之前可是相当随便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父亲死后二十三年，犯人仍然在逃。时效成立，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的未解之谜彻底风化了。

    犯人是谁？犯人如何将父亲拖到海岸边，却没有留下足迹？这些疑问在我看来已经无所谓了。我从当时起就不怎么关心这件事。我也觉得自己太过冷漠，但这与他……其实不是我的父亲而是舅舅的事实毫无关系。应该毫无关系吧……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是个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让姐姐痛苦不已的人。这才是我对他漠不关心的真正原因。

    我挂掉电话，将还可以使用几次的电话卡收进钱包，逛了逛机场内的几家书店。

    意外的是，在文艺书籍的专柜很容易就找到了要找的文库本。封面是彩色铅笔画的素描，标题为《茴香果实之酒》，作者正是月镇季里子。腰封上标明“新作”，翻开后记一看，上面写着“本作品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由东心书房发行”。看来，自原书发行后，时隔六年才有了这册文库本。

    我检查钱包，纸币只有一万日元的。零钱包里倒是攒了六枚五百日元的硬币。这种硬币是新版的，恶评很多，因为在自动贩卖机上用不了。我用其中两枚付了钱，随手将小票放进钱包。

    文库本封面的勒口上有作者的黑白近照。照片上的她一头齐颈短发，瓜子脸，第一眼很难分辨她是板着脸还是在微笑。她身上飘荡着难以捉摸的独特气质，说不清是冷漠还是神秘。明明是个美人，却不愿被人如此评价，因而她故意身裹一层无形暗幕。印象大致如此。

    这就是姐姐曾经的恋人啊，想来不免有点心情复杂……我看了看作者的履历，吃了一惊——出生年份是一九六三年，比我小三岁。前面提过的“失踪”，正是在姐姐二十二岁时，也就是一九七七年。算下来，月镇季里子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少女。

    二十二岁和十四岁，固然不算什么难以置信的组合。但这种年龄差，连男女情侣中都很少见。不，年龄差本身只有八岁，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她们中的一方才十四岁，与其形容为年轻，不如说是年幼。我怎么都抹不去心中的不协调感。

    更让我困惑的是封底简介——身为主角的女高中生和来当家教的女大学生陷入了禁忌之恋。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姐姐方才提及的往事，甚至让人猜测这莫非是私小说①。

    ①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5）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体，一般指作者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的小说。

    随身物品的检查结束后，我走进航班候机室所在的登机口，顺道走入商店购买食物，本打算用掉攒下的零钱，却被月镇季里子这位女性的独特气质抓住了心，心不在焉中递出了一万日元的纸币。

    我一边往嘴里塞三明治，一边试读《茴香果实之酒》。主角木行敦子是个女高中生，与来当家教的女大学生欠冢扶美相爱。敦子的性爱对象男女均可，即所谓的双性恋。敦子确信扶美对自己也抱有好意，于是诱惑了她。

    如果仅把十四岁少女说服二十二岁成年女性的设定抽出来，确实会有些许唐突。由于作者对主角敦子直截了当又颇具气质的个性描写得入木三分，让人很自然就接受了这种设定。

    两人终于结合，扶美趁敦子进入东京的大学之际，同她一并去东京。敦子大学毕业后，两人决意就此舍弃故乡，相互为伴，一同走完此生。

    故事只是平淡地展开，没有任何波澜万丈的情节。在普通人眼中视作禁忌之爱的二人关系中，并未出现足以称得上障碍的坎坷。故事中唯一的起伏，就是扶美向家人公布自己的性取向，与古板严厉的父亲对立的那一段，明显是以姐姐的境遇为原型的。故事的讲述者敦子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幕，而是事后从扶美那里大致听说的，处理得极其简单。

    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敦子和扶美为同居作准备的过程。同性间无法缔结婚姻关系，即使想取得对方的部分遗产，同性伴侣在法律上也得不到任何权利保障，完全被看作陌生人。二人重要的共有财产最终会交给家属而非伴侣。那该怎么办？虽然有收养孩子的方法，但二人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制作同居的公证书。

    即使在男女同居的关系中，公证书也常被用到。简而言之，公证书就是公证处的公证人依据当事人的要求，公证或认证的合同、遗书之类的契约文件。双方据此决定一起生活时的生活费如何计算，家务如何分担，伴侣如果病危或死亡，共有财产如何处理；如果有养子或前夫的孩子，抚养权如何处理；晚年是否相互照顾；如何规定解除伴侣关系的条件——此类事务一概自行决定，或者说，不得不自行决定。

    两人不依赖既成的婚姻系统，自行决定一切。

    敦子和扶美就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价值。为了制作公证书，她们边和律师讨论边彼此商量。这才是《茴香果实之酒》最出彩的地方。诚如刚才所说，敦子和扶美的恋爱本身并无障碍。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嫉妒二人的关系或计划妨碍她们的，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反派角色的人物并没有登场。反之，二人决定对方为自己此生伴侣的瞬间，故事迎来了重大的波折。

    制作公证书的过程中，双方的思维差异日渐显露。两人有时意见相左，甚至争吵起来。敦子是双性恋，扶美则是绝对无法把男性当作性爱对象的女同性恋。平时完全不介意的性取向差异，有时因为一点小事会演变成争执的导火线。两人三番五次察觉彼此的关系已到此为止。若是普通的婚姻，可能一气之下就离婚了，但同为女性的两人反复尝试，直至契约成立。故事的一半以上都是用来描写各种失败的尝试的。

    公证书制作完成，《茴香果实之酒》也就结束了。到这个结局为止的内心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平心而论，结局很难称得上圆满，而正因为跨越了这么多坎坷，才让人充分相信这两人的爱情是不可动摇的。

    小说的余味相当不错。

    书不是很厚，语言也几经推敲，读起来很快，一个半小时左右就看完了。起初我以为这是私小说，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欠冢扶美的原型的确是姐姐美保，这点毫无疑问。小说中有一段说明：扶美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料理店，他极力想让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厨师与扶美结婚，使自己后继有人。现实正是如此。

    但是，姐姐并没有像扶美一样，为了追随深爱的女性去东京，甚至和家人断绝关系，因为《茴香果实之酒》中没有发生扶美父亲被杀事件。姐姐刚才说和月镇季里子至今未见面，那么她们的关系应该在她和姐夫结婚前后就结束了吧。由此看来，将这部小说解释为作者对自身愿望的生动描写，应该更恰当。无论有多少困难，都想像书中那样和姐姐永远结合。

    等等！我突然重新审视起自己的想法。现在月镇季里子三十七岁，那件事之后，她和姐姐以外的女性或男性恋爱的可能性很大。她说不定真像书中写的那样，为了和对方一起生活，做过公证书。如果书中内容是作者本人的实际体验，描写非常写实且充满魄力这一点就说得通了。也许欠冢扶美这个角色，除姐姐外可能还存在多个原型。

    一个头疼的问题冒了出来：我回家后是否该把这本《茴香果实之酒》交给姐姐？欠冢扶美这个角色……至少前半部分是以自己为原型这点，姐姐也很容易猜到。如果她愿意接受并持肯定态度倒还好，可这点我怎么都拿不准。

    从作者履历上看，月镇季里子作为作家出道是在一九八七年，那时她二十四岁。除了《茴香果实之酒》，她似乎还有十多部作品。据卷末的解说，她的作品一贯以女同性恋为主题，其中可能也有不是以姐姐为原型的小说。可惜无论哪家候机室商店的书籍专柜都小得可怜，根本找不到月镇季里子的其他作品。

    没办法，我早先一步读了这本书的事就先保密，还是把《茴香果实之酒》交给姐姐吧。

    我换到登机口附近的座位上。夜幕笼罩着还有五个多小时就将迎来二十一世纪的羽田机场，候机室巨大的玻璃窗以夜色为背景，像镜子般映出候机人群中每个人的模样。其中也有我。

    那是我平时看惯了的脸，不是什么既视感。

    我望着熟悉的日常事物。

    本该如此的。

    但是，这张脸……

    曾经在哪里见过。

    为什么……

    刚才的奇妙感觉再次袭来。平时很快就会忘掉的小事，今晚却格外在意。

    突然，耳边传来话语声：“所以说啊，你就好了。”

    我越过自己的肩膀，悄悄观察起来。背后座位上有两位老妇人在交谈，声音充满感慨。

    “女孩愿意赡养老人。我家是男孩，根本靠不住。”

    “为啥？你不是和儿子儿媳住一块儿吗？”

    “不行不行，完全不行。那媳妇竟说，非要赡养老人的话，她就搬出去。”

    “哎呀……”

    “儿子也没出息，非但不教训她，还给她帮腔。”

    “太过分了。”

    “就是说嘛，我都搞不懂到底为了啥才生孩子的。”

    即使不情愿，我还是联想起姐姐刚才在电话里说的话。母亲隔三差五就唠叨幸好生了肯养老的女孩，也就是姐姐。另一方面，母亲瞒着姐姐，每逢看到我就执拗地说教。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不赶快生就会后悔，如此种种。

    “你和美保现在还好，倒是想想自己上了年纪以后，老糊涂了，身体不听使唤，就晚了。到时候靠得住的就只剩亲人了。所以早点结婚，一刻都不能耽误，最好是和年轻又健康的小姑娘。大学里有很多，随便找个就行。你到底是为什么才当老师的。快点结婚、生孩子，而且要生两个以上，一个给美保和佳人做养子。不好好替将来打算，绝对会后悔！等你亲身体会到我说的话的时候，就晚了。”

    我有预感，今晚回到家也会被母亲逮住。烦死了，我每年都以工作忙为借口，把回家的日程拖到除夕，就是因为厌倦了母亲的说教。

    “孩子是上天的恩赐，不是为了让他们当自己的保姆才生下来的。”我懒得像这样一本正经地反驳。

    “我也是。”两位老人的抱怨还在继续，“就算是女孩，也不一定留得住。”

    “没这回事吧。”

    “这可难说。反正别指望孩子了。对了，你听说没……”

    “什么？”

    “日本接下来不是会进入高龄化社会嘛，老人的数量会比孩子多，就算想找人照顾自己，也有很多人找不到。”

    “为此才要付钱，买养老保险什么的。”

    “那个先不说。听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和亲密的朋友一起度过余生。”

    “和朋友？”

    “嗯，之前有个什么电视节目上说的。”

    “彼此相互照顾吗？”

    “简单说来就是那样。”

    “唔……那样好像也挺合理的。不过，尽是老年人住一块儿，总有点寂寞，不觉得吗？”

    “是吗？我倒觉得挺好的。起码比孩子可靠。”

    话题整体上并不愉快，幸好最后总算得出了积极的意见，我也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那个……”一位女性向我打招呼。

    对方一头清爽的栗色直长发，瓜子脸上戴着眼镜，身着与她的气质很相称的短裤，似乎二十来岁。

    她身后还跟着一位二十岁上下、栗色卷发的小个子女性，一身少女品位的长裙装束。

    难道是上过我课的学生？对二人怯生生的笑容我毫无印象。正当我困惑时，戴着眼镜的女生递来银色的数码相机。

    “不好意思，能帮忙按下快门吗？”

    “啊，好，行啊。”我站起身，替她们拍了张在登机口前亲密地手挽手的照片，然后把相机还给她们，“给。”

    “太谢谢了。”她们留下这句就离开了。

    “不用专门挑这里拍吧？”她们欢乐的交谈声在我背后远去。

    “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嘛。”

    “对喔，确实。不过，你真让我吃惊。”

    “呃，什么事？”

    “小萌居然敢跟男人搭话。”

    “啊，说起来，不知不觉就……”

    特别的日子……

    说起来，她们好像有什么好事。接着，我很快意识到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

    什么嘛，今天竟然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