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伸了个懒腰，憋回去一个呵欠。她起得太早，昨晚又工作得太晚，这已经成为她的日常生活方式了。十九岁就和高中时的恋人结了婚，二十岁做了母亲，二十二岁离婚。以后的十年时间她努力攻读医学与精神病学学位，做出了多少奋斗牺牲，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不过对女儿她没什么愧疚，玛吉·丹尼尔斯现在已经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了，健康、开朗，很适应周围的环境。女儿成长期间她父亲一点儿忙都不愿意帮，她长大成人后生活里自然也不会有他的位置。当然这要玛吉自己决定，克莱尔明白。不过女儿从来没怎么问起过爸爸，把单身母亲的事很自然地接受下来。克莱尔再也没有回到社交圈子里去，她已经得出结论，工作就是她的生活。

    她打开文件，研究她在里面做的笔记。对于任何人类心理的研究者来说，韦布·伦敦都是个最迷人的病例。就凭他突兀地离开办公室之前克莱尔所了解到的一点情况来看，此人简直是块能走动的布告板，可能出现的所有个人问题全列在上面，应有尽有，从显然存在的童年困扰到成年后的毁容，从他做的那种危险工作，到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这样的病例可以让一个医生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命投入进去。敲门声打断她的思绪。

    “请进。”

    门开了，进来的是克莱尔的一位同事。

    “这儿有些东西你可能想过来看看。”

    “是什么，韦恩？我正有点忙。”

    “美国联邦调查局新闻发布会，韦布·伦敦。那天我看见他从这儿出去，你给他做咨询，对吗？”

    这个问题让她皱起眉头，她没回答，可她站起身跟他出去，走到候诊区，那儿放着一台小电视。已经聚在这里的有另外几位心理医生、几位在这儿有办公室的心理学家，欧班伦也在。他们正看着屏幕。

    现在刚好是午饭时间，他们都没有病人，有几个手里还拿着午餐。

    十来分钟后，克莱尔·丹尼尔斯对韦布·伦敦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深人的了解。当看到韦布躺在医院里，脸上身上几乎缠满绷带时，她不自觉地伸手捂住嘴。这个人受了多少苦啊，人真不该受那么多罪。克莱尔感到一种强烈得难以置信的冲动，她想帮助他，不管他上次多么突如其来地中断了疗程。新闻发布会结束了，大家朝各自的办公室走去。克莱尔拦住欧班伦。

    “埃德，还记得我告诉你我替韦布·伦敦看病的事儿吗？就是上回你不在的那次？”

    “当然，克莱尔，谢谢你帮我的忙。说真的，”他压低嗓门，“这儿其他人我真不大信任，可我信得过你，你不会挖走我的病人。”

    “这个嘛，谢谢，埃德。其实呢，我对韦布特别感兴趣。上次疗程中他跟我很合得来。”她毅然决然地添了一句，“我想接手替他治疗。”

    欧班伦大吃一惊，连连摇头。

    “不行，克莱尔。我以前就替伦敦看病，他是个很棘手的病例。我们俩还没把问题全摸透，不过我看他的母子情结很严重。”

    “这些我懂，可我真的想接手这个病例。”

    “我能理解，可他是我的病人。还有个问题叫做治疗的连续性，就是由同一个医生治疗。”

    克莱尔深吸一口气，道：“我们让韦布自己决定好吗？”

    “什么？”

    “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希望由我们哪一个当他的大夫。”

    欧班伦满脸恼怒。

    “我很难看出这种做法的必要性。”

    “我跟他真的很合得来，埃德。我还觉得，另外换双眼睛看看这个病例，也许对他有好处。”

    “我不喜欢你的暗示，克莱尔。我的资历挑不出什么毛病，你不知道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我在越南服过役，处理过许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