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人种啦，要留着闺女在家种地，她还是想找个农民女婿。我问闺女自己的意见呢，一切都应该由她自己做主嘛。老李更笑开了，他说：“她说得倒好，说过几年农村也要工业化的，她不反对工业化，她将来就留在村子上开拖拉机。你听，说得多好听，哼！后来才知道，人家已经自己找下‘对象’了，还不是一个耍土圪塔的。”

    小杜便又告诉我，李伯伯的堂弟李洛平，和他的侄子李治民都在修配所当工人，他们家还有两个人当水库一修建就参加了工程工作。现在已经离开水库工程局调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李的神情又变了，说不出的心满意足，但仍保持着他的慢悠悠的神气说道：“官厅村一共有二十多个人转了业，都跟着水库的修建转入了工业。都是年轻人，都比我强，他们都不只做工，还学习到技术。那个李洛平一年就学会了掌握车床，如今已经在带徒弟呢！”

    我想起了我头一天在修配所见到的一切。那里已经只剩五十几个工人了（因为工程快完，有些人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只有几个是老工人，都是青年，还有两个女民工也在那里学习，李洛平就负责一个女民工的技术学习。李洛平穿着翻毛皮鞋，蓝布工人装，就像一个中学生来做工，一点也没有农村孩子的土气。我简直没有想到他就是原来官厅村这穷农村的孩子。我一边说我看见过他，同意他们对他的赞许，一边心里惊奇这种变化。时代的脚步跨得太大了，我仿佛听到这种声音，虽然我不是今天才听到的，虽然我时时都合着这音节行走，可是我仍然经常的要为着这紧凑的节奏，激烈的音响而震动。

    天太晚了，我不愿太妨碍他们的工作，我向他们告辞，洛英不等我说完，就陪着我走出了小屋，而且首先跨进了吉普车。他说他要送我回去，他要到工地去，他说他喜欢在那里走。那明亮、那红火是他做梦也梦不出的地方，他把那里形容成天堂一般。

    我们的车又沿着山，在窄窄的路上往回开。因为是晚上，喇叭就响得更厉害，这时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几处断崖的地方扎着木架子，这种架子只有北京扎天棚的工人才能扎，他们可以悬空高高的扎着，可是非常结实，能载重，人在架上爬上爬下非常方便。晚上他们也不停工，打着探照灯，人挂在架子上工作着，架子上的影子，图案似的贴在悬崖上，真是多么雄伟的镜头啊！

    车慢慢朝着最热闹的地方，最亮的地方走，已经听到扩音器里放送的音乐，听到混凝土搅拌机喀喀喀喀的声音。老头沉不住气了，他在我后面把头俯过来，大声说：“老丁同志！你看呀！这就是咱们的老地方呀！看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看人们使多大的劲来改变这地方！”

    车子走到拦洪坝的头前停下了，已经不能前进。我的住处在河东，我要经过坝（现在还是工地）走回去，我要从这二百九十公尺长的坝面上走回去。我要穿过几千人，要穿过无数层挑土的、挑沙子的、背石头的、洒水的、打夯的阵线，我要绕过许多碾路车，我常常找不到路，迷失在人里边。我每天出来都要通过这个坝，这是一个迷宫，我一走到这里就忘记了一切，就忘记了自己，自己也就变成一撮土，一粒沙那样渺小，就没有了自己。

    握别了老罗，李洛英和我用同样的心情走到了工地，他紧紧地拉着我，怕人们把我们冲散，但两人在一起对别人的妨碍更大些，所以还是常常得分开。

    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夜的景色中，在电灯繁密得像星辰的夜景中，在强烈的水银灯光下，在千万种喧闹声融合在一个声音中，显得比白天更有精神，他们迈着大步，跑似的，一行去一行来，穿梭似的运着土、沙……他们跟着扩音器送来的音乐，跟着打夯的吆喝，跟着碾路机的轧轧声跑得更欢了。他们有的穿着买来的翻领衬衫，有的穿着雁北所流行的惹人注意的大红布背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