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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成都的报业市场完全能够滋养五到六家主流的市民报纸，这个现象当时在全国其他的城市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

    成都的报界因此就更加内卷，无论是采编人员还是广告招商经理，大家都深陷这种内卷之中，各报社的总编辑们也不可能幸免。

    竞争的激烈对于成都的记者和总编辑们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人才辈出，大家都和高手并肩容易学到真本事，同时这种良性循环还会带给大家各种各样更好的工作机会，比如像当年《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全国一流的纸媒体都在成都各个报社寻找人才，当然这也加剧了总编辑们的焦虑，辛苦培养出来的人才干不了多久刚刚成熟了就被更好的媒体带走。

    所以每个报社都得对真正有才干的采编人员和其他相应的人才都开出相对有吸引力的薪酬。

    坏事是大家都不想被淘汰，从报社最高层到中层再具体到每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大家不分昼夜地连轴转着，每天24小时不停止的找新闻，找新闻，再找新闻。

    找最新鲜的新闻，找最刺激的新闻，找最八卦的新闻。

    2003年，成都每张市民报纸的每个记者的收入都和新闻的受关注程度紧密相连，基本工资和稿分是挂了钩的，稿分的高低并不是新闻字数的多少，每家报社的编委会上给记者打分的唯一标准就是新闻本身时效性以及这条新闻在社会上能够引起多大的反响，大多数的值班编委们都会在会上吵得面红耳赤，各抒己见，新闻的时效性倒是好判断，但是这条新闻发表以后的延伸效应，还真是大家都会带着自己的主观性来判断的。

    通常这种编前会上，文化新闻部是各个部门中最容易受伤的那个，用黎明主任的话来讲就是”社会新闻部的新闻要体现一定的社会人文关怀，马主任他怎么布局版面人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某些深度社会新闻的调查记者还需要卧底才能完成，这肯定不容他人置喙。

    人家太辛苦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