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但也否定了三峡工程近期上马的提案。

    1958年6月，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召开。同年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集会议，具体研究了进一步加快三峡设计及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要求1958年年底完成三峡初设要点报告。

    1959年5月，武昌会议对《三峡初设要点报告》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讨论，一致通过选用三斗坪坝址方案，大坝可按正常蓄水位200米设计。

    1960年4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州召开经济协作会，讨论了在“二五”计划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1961年开始三峡工程的问题。但由于暂时经济困难和国际形势影响，三峡建设步伐被迫调整。8月，苏联政府撤回了有关专家。

    “文化大革命”期间，“珍宝岛事件”导致中苏边境冲突，中国周边形势骤然紧张。毛泽东向全国发出“要准备打仗”，“备战、各荒为人民”的号召。三峡工程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阁。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虽然三峡工程设计和勘探工作从未停止，但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国民经济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毛泽东的三峡宏图始终只是一种设想。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并且面向世界敞开国门之时。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初战告捷，大江截流成功，一期工程基本建成，7台机组全面投产。“长办”主张趁葛洲坝工程奏凯的大好时机，一鼓作气，拿下三峡工程。

    在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的支持下，林一山带领庞大的设计队伍夜以继日地工作，于1983年3月编制完成《三峡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150米可行性报告》。报告描述，坝顶高程165米，利用超蓄水位至160.7米，可防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保护荆江大堤的安全。装机容量1300万千瓦，年发电量650亿千瓦时，水库移民33.3万人。

    6月，国家计委将该方案上报国务院。经过11个月的论证、补充和修改，国务院于1984年4月5日原则批准了“150方案”。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通知》说，正在筹备兴建的长江三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程。为了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排库区移民，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有建立三峡省的必要。当时看来，上马三峡工程仿佛已无悬念。

    但在1984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报告国务院，要求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交通部也持同样看法。原来期待中的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1985年4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政协委员就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周培源、孙越崎、侯学煜等政协委员向中央上书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报告，列举了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7个问题。李锐也再度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在重大问题尚未圆满解决以前，考虑暂缓兴建三峡工程。

    由于多位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反对，三峡工程暂时搁浅。

    其实，三峡工程的兴建一直是备受海外关注的问题之一。1986年3月31日，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邓小平会见时，曾向邓小平问起了三峡工程问题。邓小平说：“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他的这句话，不但否定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84年4月5日决定的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讲的“我赞成低坝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