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的二十军出发较晚，大约是5日出发的。尽管贺龙对选中的撤离路线不十分赞成，但还是坚定地执行前委的决定。临出发前，他还发布了一个详细的文告，这是由贺龙的实际讲话整理的，其中没有一句空谈，既生动又深刻，充满了贺龙式的智慧和幽默，今天读来仍新鲜如初，这也是贺龙始终具有号召力的原因之一。现将他的文告略记如下：

    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革命行动。因为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胜利。

    今年3月间的党权运动，又被唐生智利用，第二次北伐，也变成了冯玉祥唐生智的胜利。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是蒋介石个人的工具，而吴稚晖蔡孑民一辈人，做了他的装饰品；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原来还有三分人气，大家所公认的领袖汪精卫，初回国时，志气甚豪，劈头告诉我们道：“中国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绝无成功希望”，他又起草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肥田50亩瘠田百亩以上一律没收”，但是他听见唐生智何键那些野蛮的武人哼了一声，便骇得魂不附体，把他所起草的决议案，藏在荷包里，不敢发表。

    许克祥是一个团长，在长沙等处，杀了1万数千工农群众及各级党部服务同志，汪精卫所领导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竟以记过了之，不久许克祥却又升了师长，这不明明白白的奖励军阀做反革命，反农工叛党叛国的勾当吗？

    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袖，要他何用！所以我们为保持孙总理的主义政策，拥护革命的胜利，不能不毅然决然的服从多数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党部负责同志所组织的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南昌举义以为吾党革命同志及全国有志之士倡。这种行动，完全是站在党的观点上的行动，绝不是我贺龙和叶挺军长想谋叛长官，希图权位。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一件事。

    有人怀疑道：“我们现在离开了党离开了政府又离开了政治领袖——汪精卫——离开了军事领袖张发奎我们将何所依据？”像这样小孩子离了娘似的可怜状态怯懦心理，我们每一同志，尤其是武装同志是万不应该有的。

    我们自然有个革命的党，革命的政府，革命的领袖来领导我们，但是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所谓汪精卫，已经成了失灵之木偶，已经变成了唐生智何键一班新军阀的工具。我们要他作甚！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二件事。

    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之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末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三件事。

    在这个炎天烈日之下做长途的行军，各位同志一定会有些病的，甚至因病而死的，我和叶军长自然抱着不安，但是这种痛苦，都是谁给我们的呢？

    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键。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抢劫中央银行现金，使中央纸币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银行现金200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我们第二方面军得不着现金，所领饷银全系纸币，不能采办粮秣，致使我辛苦百战之武装同志，当疲惫之余，无以疗饥过活，而汪精卫还在那儿天天要蛊惑张发奎拆散我们第二方面军整个的革命军队，以快唐生智之心，而苟延其无耻的政治生命，致使我第二方面军分崩离析，颠沛流离，我们感受着痛苦，便要想到使我们痛苦之敌人唐生智、何键、朱培德、汪精卫，我们便要鼓起勇气杀到广东去。到了广东，方可以保存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发展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

    我们到广东，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送广东同志回家乡，是集中各省革命同志，准备第三次北伐，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实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及卖党苟活的汪精卫等等，这是各位同志应该知道的第四件事。

    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了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乃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乃是同蒋介石唐生智以至其他攘夺地盘的战争，其事是反革命的行动，其结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这是同志们应该明白的第五件事。

    本总指挥治军素来不喜多言，但是说了，必定要做，彼此同受党纪军纪的约束。

    以上五事，我们革命同志必须遵照执行，革命成功，定在不远，愿与诸同志共勉之。

    贺龙所在的“第一方阵”中，眼镜多——知识分子多：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等，都可以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他们的眼镜在阳光下泛着光，人却都能吃苦。除了恽代英那“甘地”似的“苦行僧”模样，高语罕则是晃着高大的身子，嘴里有时唱着歌，有时在吟诗。和他唱和的是郭沫若。郭沫若虽然在前几天的南浔路上挨了第三军溃兵的打，受了一点轻伤，但精神还是很好。

    还有就是白头发多——老者颇多。主席团主席谭平山，穿着一身中山装，戴一顶平顶的草帽，骑了一匹黑色的马。大家都叫他谭主席，这是以前对谭延闿的称呼，现在叫起来也挺自然，谭平山也答应。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年纪虽然还没满60，头发却全都白了，他的瘦长的身材，走起路来似乎特别辛苦，常常看见他站在路旁喘气。他还带了一位年纪和他相仿的夫人，这对老夫妇实在是军中最让人生怜的人物，因为他们都生长在海外，怕有生以来还没吃过这种苦呢。再就是省主席姜济寰，他也与大军一道撤退。虽然他的体质似乎比彭泽民好些，但他的困难是身体太胖，胖人在热天本已是难熬的事，现在在烈日之下翻山越岭，其困难可想而知。

    徐特立和林伯渠这两个老头子精神特别好，他们看见一些青年同伴在路上休息，总是带笑地招呼：“嘿，同志，打起精神，走啊！”这5个人，加上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秘书厅秘书高语罕，年龄基本是“坐五望六”，被众人称为“八仙”。连后来投身于敌的王唯廉都不得不承认：“此8人年虽老而不服老，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十里，不以为苦，老当益壮，有足多矣哉。”

    参谋长刘伯承总是不紧不慢，精神特别好。别人坐下休息时，他便抽出一本军书细读起来。他说读书对他是休息。

    秘书长吴玉章，因为痔疮很重，而且身体也特别瘦弱，所以例外地坐了一乘轿子。

    农工委员张国焘身体也胖，遇上这样的天，便没精打采，像断了鸦片烟似的。他总是和彭湃在一起走。彭湃和他正好截然相反。他是这一方阵中最活泼的一个，一路上都是唱唱跳跳，完全像个天真的孩子。唱一下国际歌，又唱唱广东戏，“顽皮的孩子！”高语罕总是这样笑他。这个队列里有个真正的孩子，他叫徐一真，只有11岁，据说已加入共青团，走得既认真，又努力，令“大人”们佩服。

    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队，担子很重。除了警卫任务外，还负责押运在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驳壳枪一支外， 还背了两支步枪、200多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60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

    粟裕大将当时就在警卫队里当班长。他对这次行军印象很深。

    8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七八十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得警卫队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跑了，只好自己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

    周恩来在这个队列中走着，虽然有说有笑，但透过眼镜，细心的郭沫若还是看出一些阴影：“恩来，很少见你这么忧伤啊！”

    周恩来一回身：“我忧伤了吗，没有啊。”郭沫若走上来：“不是一切都布置好了吗？”“哪里谈得到都布置好，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周恩来停了下来：“我总有某种不祥之兆，会不会有什么漏洞？”郭沫若不解。他最佩服周恩来的细致周到，遇事不慌，而今怎么竟怀疑起自己来？

    从整个部队看，第一大的行军情况并不理想，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90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部脚板上磨出了水泡。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常用品，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好像分量在加重，几两重的心爱之物，这时也成了千斤坠。在许多干部的要 求下，决定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衣物、书籍、用具，堆得像小山一样，被引火焚烧，以示决心。

    当这一切化为灰烬时，有人又不免叹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傻呢，为什么不将这些东西分给当地的老百姓呢？”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等着一瘸一拐的张国焘上来。周恩来脸色黝暗，说：“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迸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周恩来的预感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