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对局势的微妙态度，与张发奎不相上下。他同蒋介石有矛盾，武汉政府刚刚委任他代替李烈钧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革命势力在江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朱培德想在这中间保持中立，“不反对革命，也不离开反革命”。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共产党人朱德利用这种矛盾，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率领军官教育团，一会儿支持农运打土豪，一会儿与学生队伍上街宣传革命，一会儿又与工农纠察队一道，在南昌牛行车站缴了蒋介石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连该团副团长关鳞征也被活捉。

    为此，蒋介石从南京发来急电，申斥朱培德。这下惹急了朱培德。但他又怕得罪武汉政府，加上朱德与他的袍泽之情分，一时抹不开面子，但暗地里，他一直在寻找两全之法。

    朱培德手下的参谋长郑天龙，是个主意多端的人。他听朱培德说出心头之患，又听南昌市长王均说要解除朱德的职务，然后解散那个惹是生非的军官教育团，大呼不可不可。他有他的主意。朱培德洗耳恭听，听后不禁拍膝叫好。郑天龙的主意是叫朱德领兵去赣东剿匪。这是个“借刀杀人”的办法。赣东的“匪”有真有假，在朱培德眼里，那些暴动的农民也是“匪”。

    如果朱德率兵前去，朱培德可以借军官团之手镇压当地的农民运动。倘若朱德违令拒绝前往，便可以违抗军令为由，解除朱德的职务。于是朱培德当即下了一道手令，派人给朱德送去。他满心欢喜地对郑天龙、王钧说：“让他们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我要看朱德怎么去对付那帮农会痞子。”

    朱德接到手令，一看内容知道事情有变。马上派人去请党代表魏瑾钧、参谋长刘介眉（陈奇涵）、教官李正一等人来商量。会议开了近两个来小时，争论的结果是：坚决不去。

    参谋长刘介眉说：“不去！我们不能把枪口对准农民兄弟！”

    党代表魏瑾钧感到有些为难：“不去不好吧，这是违抗军令。硬顶是不行的，我看让朱团长向朱培德告个假，就说生病了，不能前去。”也有人说：“装生病？装得了今日，还装得了明日？他要是等团长病好了呢？”刚才争吵不休的会场顿时哑了音。

    大家都抬头看着朱德。朱德已经有了主意：“去！赣东有什么去不得的？”

    魏瑾钧急了：“老朱，这是个左右为难的事，你可要想好哇。”

    “我想了几遍。”朱德摸着胡茬说，“剿匪这个事情，考验的是我们能不能明辨是非，能不能澄清曲直，能不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毫不留情予以打击。若是遇有权有势而有钱的人在咒骂他人时，则当多考虑之，多给予调查研究之。如系是阶级敌人诬陷穷人，则必予以惩罚而支援工农，支援穷人，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军官教育团经过长途跋涉，顺利到达赣东府地临川县。部队一进入镇中，就听得一阵阵锣鼓喧天，鞭炮四起。县衙门前也是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

    朱德抬头望去，只见为首的是个老者，一身崭新的绸缎长袍马褂，映得一蓬花白胡须格外显眼。他上前一步，拱手作揖：“欢迎欢迎，朱团长率仁义之师来此穷乡僻壤为民剿匪，定是马到成功！”

    朱德和他寒暄几句。从旁人嘴里，朱德才知这个名叫郑敬中的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的老爹。

    对于郑敬中，朱德早有耳闻。别看这个老家伙道貌岸然，其实是赣东大地有名的大土豪，不但杀人越货，横行乡里，而且还是个“人老心不老”的老色鬼，经常借故强占民女。当地老乡对他恨之入骨，但碍于他儿子在国民革命军，敢怒不敢言。现在蒋介石一叛变，他好像得到信号，也在乡里组织起地主武装，向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朱德不是第一次剿匪了，过去在滇军就干过，为此云南境内留有表彰他的功德碑。他知道什么是盗，什么是匪。

    而现在，郑敬中已经押过来十几名“匪徒”，指挥手下人边打边骂：“你们想造反，好，让你们翻身，给我打！打，让你们翻个够！”这都是些农协会员。不但五花大绑，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被绑的人个个不服，强起身子大骂：“郑老棺材，你别得意，阴间路上，我们等着你 ”

    郑敬中催促手下：“活埋！快，别让他们信口雌黄！”

    几十个团丁如狼似虎拥上去，将绑着的人朝挖好的土坑推去。朱德已看出蹊跷，挥手让部下上前制止。

    郑敬中不解，忙过来讨教：“朱团长，你这是要……”

    朱德也不正眼看他，只是说：“上面有命令，凡是抓住土匪，一概不许乱杀，全部押起来，报省府请功。”

    “哦，是这样 ”郑敬中不情愿，也不好发作，只得听任朱德自行其事。

    朱德了解了情况，于当晚将押解来的农协会员松了绑，安慰他们：“老表哥，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们来此打的是真土匪，不是穷弟兄。”

    根据农友们提供的情况，此地确实有匪——附近的云山一带有股土匪武装，为首的叫马老七，作恶多端，不可不除。朱德整理了队伍，挥马前往匪患严重的山区。经过围歼，上匪头子马老七当场毙命。本来，朱德的部队开到赣东临川、贵溪、崇仁一带，群众也曾有过误解，此时消息传来，赣东一带的农民欢欣鼓舞。很快，被郑敬中扑灭的农会风暴又刮了起来。当愤怒的农民冲进郑家大院时，郑敬中吓得一骨碌跌下床，当即一命呜呼了。

    剿匪胜利结束了。在部队奉命调回南昌时，朱德又派了教育团党部干事黎素任临川县长，留下排长冉国平担任临川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副官卓廉诗担任抚州县公安局长。

    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献计不成反而丧父，气得捶胸顿足，天天在朱培德面前说朱德的坏话，执意要除掉朱德。

    可是，身为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朱培德，顾虑仍多。作为地方实力派，他不愿意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不能不寻找一个政治靠山。眼下，蒋介石虽然被武汉国民政府罢免了总司令的职务，然而，蒋的势力不仅坚挺，而且还在发展，这一点是他必须考虑的关键。当然，在反蒋问题上，他一时还不能违背武汉国民政府的意志。因此，他思忖再三，力图找到一个变通的办法，使他保留充分的回旋余地。

    5月29日，朱培德通过第三军参谋长，向共产党人转述了他的意思：目前军队中军政人员之间发生了矛盾，请政治工作人员暂时离开江西，以避免出现不利的结果。同时，朱培德还发布告示，称：这次处置政治工作人员是为了适应环境，并无其他用意；他始终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打倒蒋介石；不许有人以共产党为名来告发，或以反共产党相危害。这就是朱培德采取的所谓“礼送”共产党员出境。

    6月6日，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被迫离开江西。与此同时，朱培德以危害部队利益为借口，下令全省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此时，正在临川的朱德听到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离境的消息，立即致电朱培德，提出辞去公安局长一职。

    6月中旬，朱德返回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犹如一潭死水，往日那种勃勃生气的景象早已荡然无存。沿街墙壁虽经雨水冲刷，只能隐约看 出上面涂写的“欢送共先生出境”、“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等字迹。一回到教育团，朱德就得到了朱培德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朱德和陈奇涵等经过商议，决定第一、二营学员 700多人提前毕业，第三营400余人留下继续学习。毕业的学员除一部分回原部队外，一部分被派至赣江流域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做工会、农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干部。

    6月下旬一天，朱德来到高升巷朱培德的公馆，他要弄清朱培德的态度。

    朱培德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寒暄过后，朱德问起前一段发生的事情。朱培德面露难色地告诉朱德，面对目前的局面，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治工作人员不走，只有他走，否则，这支队伍是带不下去了。至于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他解释说，这是由于部下反映强烈，出于无奈才作出此决定。对于朱培德的托辞，朱德无意与他争辩，只是劝告朱培德要三思而行。朱培德望着当年与他并誉为“模范二朱”的老同学，婉转地向朱德表示，希望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暂时离开江西，免得有人拿他与民众团体的密切关系做文章。

    朱德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头贴附着椅子背后的墙壁，眼睛停止了转动，安然呆坐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朱德很清楚朱培德此时的心态，他们毕竟有过令人难忘的同窗之谊，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说正好要去武汉办事，马上离开南昌。

    第二天，朱培德把朱德送上开往九江的火车，随着一声汽笛，车轮缓缓动了起来，朱培德心里顿时踏实下来。

    朱德到了九江，受到曾共患难的金汉鼎的欢迎。金汉鼎时任第九军军长兼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邀朱德上庐山小叙几日，又把他送上开往武汉的江轮。

    时至7月，形势愈加严峻，宁汉合流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愤然出洋，宋庆龄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

    15日，汪精卫集团提出“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叛变革命。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