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刘恒在货币方面的改革，贾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只要开放民间铸币，掺假就不可避免，且维护货币秩序的相关法律并不完善，铜矿也没能够牢牢掌控在中央手中。在贾谊看来，刘恒的货币改革就是一场灾难，会动摇帝国的统治。

    贾谊此时虽然正满腔抑郁地待在长沙国，但他那颗满怀政治热情的心却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刘恒。针对刘恒提出的改铸四铢钱、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货币政策，贾谊给刘恒上了一道奏折，讲了以下四点内容。

    第一，贾谊认为，这种货币政策归根结底是在引诱老百姓犯罪。

    贾谊谈到，一旦政府放开对民间私自铸钱的管控，铸钱就会变成许多人牟取利益的手段。即使是目前的法律规定铸钱的时候禁止掺假，违者要处以黥刑，仍会有多数人知法犯法，从而节约成本来牟利。

    秦汉的钱币和我们现代的纸币不同，它的面值是和铸造过程中花去的铜的价值相等的。也就是说钱币铸造本身是不盈不亏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由于铸造钱币的同时还要消耗其他的人力、物力，这就往往使得铸钱成了亏本生意。

    当整个社会广泛地兴起铸钱业的时候，就说明铸钱业内部有办法可以盈利，而要盈利，唯一的途径就是向钱币中多掺假，而且只需要掺入很少的铅和铁就能获得很高的利润。贪财之人往往都是亡命之徒，为了获得丰厚的利益，他们宁可冒着被黥面毁容的风险也要去尝试，政府就是惩治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

    贾谊还强调，由于老百姓违规铸币都是偷偷摸摸的，这就会使得涉案人员数量大到难以排查。过去一个县可能会有数百人因此而被判刑，因为这些事而受到政府审讯和监控的就更多了。

    明明知道禁不住百姓犯法，却非要设立法令，这难道不是在诱使百姓犯罪吗？纯粹是自找没趣。

    第二，关于钱币的法律太不完善，这就会导致币制失去标准。

    贾谊认为民间不同地区用的铜钱轻重不同，而市场又是自由流通的，这最终会造成市场币制的混乱，弄不清轻钱币和重钱币怎么相互兑换。

    而且政府要统一币制本身存在着难度。强硬手段必然遭受强大阻力，经济改革不同于政治改革，它需要一个合理、可操作的法律来维护，这个法律的制定和施行需要政府。将铸币权下放到民间，就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经济改革的管控权，会扰乱市场秩序，扰乱币制。

    第三，贾谊认为，政府必须要控制铜的流通。

    贾谊提出，解禁民间铸钱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影响。许多从事农耕的人会因此转业去从事非法铸币，试图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因而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而粮食产量反而在减少。

    好人会经受不住非法铸币带来的巨额利润诱惑而犯法，老实巴交的人也会因被别人搅和进来而受到刑罚。国家虽然不能广泛地对百姓施以刑罚，但面对这些问题，政府总归是要拿出方案来解决的。

    贾谊不支持再次禁止民间铸钱，因为这样会导致钱币的数量变少，单个钱币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一来，会有更多的人甘愿冒着犯法受刑的风险，试图从事非法铸币。即使政府将“私铸钱币判处死刑”列入法律条文中，可能都无济于事。

    既然私铸钱币防不胜防，国家就应该转而从铸币自身想办法。要铸币，先要有铜。政府之所以不能垄断铸币业、不能够提高钱币中铜的纯度，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铜矿，铜都在民间和诸侯王手里呢！只有掌控了铜的流通才能真正控制铸币业。

    第四，贾谊认为，如果按照他提出的方法解决货币问题，会有以下七点好处：

    1.政府把铜统一从全国收管起来进行支配，民间也就不会乱铸钱，扰乱货币市场，同时政府也可以减少对老百姓施以黥刑的次数，从而推行德政；

    2.假钱少了，老百姓也省去许多担忧；

    3.那些参与铸币的人会重新回归农业生产；

    4.铜被政府管控，那么政府就可以多积累铜来驾驭轻重，钱币轻的时候大量收购，钱币重的时候就大量散发，这样就可以使钱和物达到平衡；

    5.可以通过对大臣赏赐的铜制品的数量、质量来区分贵贱，还可以用铜来打造兵器；

    6.掌握钱币之后可以调控市场、调剂缺余，抑制自由经济和商业；

    7.控制多余的财物，可以争取到更多在匈奴和汉朝之间犹豫不定的百姓。

    此外，原来担任灌婴骑从的贾山也上书刘恒。他认为，让百姓获得铸币权就等于让百姓瓜分了帝王的权力，拥有钱财是身份显赫的标志，而只有皇帝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贵贱。

    既然钱财能够使人显赫，那就必须让它把握在君王一人手中，而不能让百姓和君王共掌权柄。要是老百姓都可以完全凭借自己发家致富，混进上流社会，那天子的权威就会被削弱。

    贾谊和贾山的话确实是按照专制王道那一套讲的，显而易见，这和刘恒的治国思想不太相符。

    贾谊一再鼓动刘恒要严厉地抑制商业发展，加大政府对民间商业的干预，这是刘恒不能接受的。一来，商业繁荣才能快速为国家积攒财力；二来，讲贵贱、重农业是儒家的那一套，刘恒信奉黄老之学，尽管黄老之学没有单独提到过对于商业的态度，但是道家既然要顺应“民之自然”，而商业发展又是民间发展的必然，所以自然不能排斥商业。

    纵观中国的历史，抑制商业发展一直都是导致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资本的加速流动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最佳手段，尽管传统社会的性质是以王道立基，导致政府不能公开地、大规模地鼓励商业的发展，但社会没有活跃的商业就不会有进步。

    刘恒不比贾谊，后者是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里的书呆子，考虑问题都是单线的；而前者作为汉帝国政治的操舵手，不能够单单以某种理论来处理社会所有的问题。

    贾谊、贾山的话本质上就是鼓吹独裁。当然，儒家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独裁本身就是儒家的重要理论，这一点我们不能批评贾谊、贾山。但毫无疑问的是，道家的黄老之学远没有儒家那么热衷于独裁。刘恒是开明之君，要用黄老之术治理国家，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二贾”的这些主意的。

    实质上，刘恒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还是有效果的。允许民间铸币其实是一种政策赌博，想要让益处大于弊端，就要懂得见好就收，不能让民间铸钱的势头扩大。

    这样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难以精准完成。

    果然，刘恒“放线”太长，终于勾住两条“大鱼”，可惜“鱼线”怎么收都收不回来了，他们的分量都太重——这两条大鱼一条叫邓通，另一条叫刘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