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社会的贫困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制的混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这种状况，文帝朝果断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四铢钱，同时允许民间铸钱，努力扭转了自刘邦时期以来，社会上币制混乱的状况。

    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刘恒做了一件惊人之举。他废除了“盗铸钱”的罪行，允许老百姓随意铸币，并下令全国改铸四铢钱。

    事情的源头还要从刘邦时期说起。汉朝刚刚建国那会儿，民间百姓的日子实在是穷苦万分，天子生活都十分拮据，稍穷一些的百姓家里更是早就揭不开锅了。这种状况反映到货币上就是，由于铜的产量太少，中央政府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

    按照史学家陈直的说法，西汉产铜最丰富的地方在丹阳。可是在刘邦和刘盈执政时期，那地方一直被吴王刘濞控制着。之前讲过，汉初的中央政府是将关东诸侯国当作敌国看待的，所以中央政府自己没铜只能自认倒霉，刘濞没有平白无故支援中央政府的义务，皇帝也不好意思去腆着脸求人家给他点铜。

    中央政府既要节约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铜产，又要铸钱，又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自己也揭不开锅了。思来想去，刘邦和他的智囊团决定将天下的铜币集中起来，然后重新铸钱。他们想了一个好借口来骗百姓交出手里的铜钱——秦朝的钱太重了。

    是呀，秦王朝富有四海，国力强盛，所以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铸造铜钱时用的铜就比较多，因而质量和体积都比较大——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

    汉朝政府装出一副假惺惺体恤老百姓的样子，打着“秦朝的钱太重不方便大伙用”的旗号，骗走了老百姓手头那些分量很足的铜钱。汉朝政府这种做法很搞笑，明明是他们无能又好面子，却非要栽赃秦朝。

    其实早在秦朝，在铸钱上面偷工减料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到了秦末，通货膨胀很严重，于是就有富商私自铸造“半两”钱。这种钱又轻又薄，直径不过两厘米，重三铢，奸商们拿这些钱来骗老百姓，借之牟取私利。

    然而西汉初年铸造的钱币却比秦末的“半两”钱还不实在，重量仅及半两的四分之一。这种钱币轻薄大小如同榆荚一般，所以就有人将其命名为“荚钱”。考古发现证明了“荚钱”的存在，而且它确实又小又薄。山东临沂银雀山曾经出土过这种“荚钱”，山东章丘还发现过铸‘荚钱’的石范，考古学家从中明确了荚钱的规格大小，那种钱币用“粗制滥造”来形容都算是抬举了。

    自欺欺人，汉朝政府不得不出此下策。

    但铸造“荚钱”的主意显然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长此以往，钱币的质量会急剧下降，新的问题就应运而生。可惜政府管不了这么多，那时候他们只认一个字——“穷”。这也算是刘邦时期的“大跃进”吧，全国人民都把自家铜币拿出来熔掉，再从炉子里捧出更多个又小又轻的铜钱。

    与这项政策配套的措施还有两条：

    第一，允许民间铸造轻便的钱币，也就是废除了“盗铸钱”这一条罪名；

    第二，将原先秦朝实行的一锭黄金为一镒，改为一锭黄金为一斤。

    果然，货币市场的混乱最终造成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奸商们趁着市场上物资匮乏而囤聚财物，然后高价兜售，最终导致物价上涨，一石粮食要一万钱，一匹马要一百金。汉代一金约折合万钱，一百金也就是一百万钱。

    这一切都是民间随意铸钱惹的祸，当政府开始对民间私自铸钱的行为解禁，并要求将钱铸小铸薄的时候，奸商们就敏锐地嗅到财政空虚的状况。而且，民间私自铸钱这一行为的解禁，导致市面流通的钱币变多了，货币贬值，这正是商人们趁机哄抬物价以赚取钱财的好时机。

    整个刘邦时代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就是抑制商业。刘邦和历史上诸多靠农民起义发家的领袖在建国后的想法一样：国家穷，商人坏，团结人民大包干。

    整个汉初社会在刘邦时期走上了以重税和无理规定打击商人的道路。

    然而惠吕时期就有所不同了。国家经历了刘邦时期的大生产，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于是政府对商人的管控放松了许多。尽管依旧不允许商人的子孙们进入仕途，但却废止了对商人的苛捐杂税。

    可是在货币政策上，国家奉行的仍是刘邦的老一套。然而这恰恰是刘恒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些全都是扰乱市场经济的不良因素。

    刘恒刚刚执政的时候，民间制造荚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使得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整个货币铸造业变得极不规范。私铸者处处牟取私利，新铸造的钱币中被掺入了大量的铁和铅，整个货币市场完全被扰乱了。

    面对这种情况，刘恒在前元五年的四月下令，要求所有铸钱者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是“半两”。这种四铢钱的钱范1952年在甘肃陇西县的汉墓中被发现过。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只是一两的六分之一，根本没到半两重，只是秦朝半两的三分之一，但确实是比过去的荚钱重了不少。

    四铢钱依旧是允许百姓自己仿铸的，由此一来，心怀叵测的诸侯王和投机分子也就打起了这行的主意。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吴王刘濞和上大夫邓通——一个是日后掀起吴楚七国之乱的诸侯王，把持着丹阳铜矿；一个是刘恒面前的宠臣，把持着蜀郡的铜矿。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特别强调这二人，意在说明刘恒允许百姓铸造四铢钱的失策。

    毋庸置疑，刘濞和邓通确实因此聚敛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按照史书的记载，允许民间铸钱一事发展到最后，天下的铜钱几乎全都是刘濞和邓通这两家铸造的。可以说他们二人垄断了钱币铸造这个行业，铜矿和精良的铸币技术都被此二人垄断。然而反观刘恒改造四铢钱的措施，真的一无是处吗？

    不见得。

    首先，用铸造荚钱的铜铸造四铢钱肯定是正确的。钱币的质量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以借此控制货币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货币的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的作用。

    其次，民间私自铸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文景年间的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可国家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毕竟刘邦、惠吕留下的烂摊子真是一堆一堆的，中央政府恐怕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来铸钱，依旧需要依靠民间财力的支持。直到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刘彻下令改铸三铢钱的时候才重新禁止民间铸钱。

    既然必须要依靠民间财力铸钱，那么整个产业被刘濞和邓通两个人把控，远比让民间广泛地铸钱要好。尽管这样会使刘濞和邓通两人暴富，但无法否认的是，此二人对铜矿和钱币铸造的把持，使得市面流通货币的质量得到确保，至少质量达到了同一水平，这就不会进一步造成货币市场的混乱。

    如此说来，刘恒改铸四铢钱是尽力做了一件好事，至少笔者是这样认为的。可惜，有一个人不买刘恒的账，发表了长篇大论来抨击刘恒的货币政策，此人就是贾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