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长安的刘恒感到压力巨大,他要与心怀鬼胎的功臣集团机智周旋,还要时刻提防诸侯王的暗箭中伤。当政变事发,滴血不见,少帝刘弘下台的时候,刘恒明白,属于他的时代来临了。在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未央宫迎来了新的主人。
宋昌走到渭桥时,远远就看见前边陈平已经带着百官列队欢迎,于是赶紧调转马头去告知刘恒。刘恒见到中央政府的一行人,立即下车向群臣作礼。他借此维护了自己在群臣心中弱势的形象,同时也图一个好名声,另外还要试探一下周勃等人的真实态度。
周勃此时神秘兮兮地来告诉刘恒,想和他说几句悄悄话。周勃这个人到底是个大老粗,政治情商太低,这种紧张的场合下用这种私密的方式和人交谈,谁敢去啊,刘恒当然不敢去,保不准周勃在暗处就有埋伏。
还好此时宋昌出来解围:“有公事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要是私事代王是不会搭理你的。”宋昌义正词严。
其实潜台词是:好事情你就赶紧宣布,想耍什么花招还是趁早打消心思的好。
周勃在一旁来不及为自己的隐私权得不到保护而黯然神伤,便赶紧拿出御玺和符节。然而刘恒这时候并没有接受,他这当然摆明了是在装样子。来都来了,不可能真心不肯当皇帝,只是突兀地接受天子的物品不合礼法。而且刘恒要树立威信,凭什么周勃说干啥他就干啥?不能由着周勃操控自己。于是刘恒冷淡地对周勃说:“这些事情等我们到了代国,在京城的驿馆再商议。”说完便驱车离开了。
周勃热脸贴上了冷臀部,秋意顿起,乍冷。
看见刘恒离去,众人便赶紧上前去追。在代国驻长安办事处内,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柴武(一说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八位朝廷的核心人物一同行礼说道:“代王啊,我们几个给您掏心窝子说真心话,刘弘哪里是惠帝的儿子,那小毛孩根本不配做皇帝,我们和阴安侯、吴顷王后、琅琊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大臣、列侯、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商量过了,您是高皇帝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对皇位那是当仁不让啊。大王您莫要推辞,赶紧登基吧。”
刘恒心中暗喜,但为了合乎礼节,样子不得不做,于是说道:“继承高皇帝的宗庙事关重大,我无德无能,根本不配,你们最好还是和我四叔楚王刘交商量一下吧。”
大臣们当然不答应,继续请求他登基称帝,来来往往刘恒一共推辞了五次。刘恒推辞的时候要作礼,三次向西行礼,两次向南行礼,假模假式地完成一套动作,最终作为群臣之首的陈平出来再次苦劝刘恒,刘恒才以“宗室、将相、诸王、列侯都认为我最合适,所以我不敢再推辞”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接受了功臣集团的请求。
刘恒要当皇帝,自然要住在未央宫中,可此时少帝刘弘还没有被解决,他还占着皇帝宝座呢。这时候东牟侯刘兴居就主动向刘恒请缨,要和滕公夏侯婴一同去打扫未央宫。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打扫”其实就是去解决少帝刘弘的问题。
刘、滕二人寻得少帝,告诉小皇帝说:“你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当皇帝。”小皇帝倒是很听话,立马让卫士们缴械了。
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宦官头领,名叫张泽。此人可能是刘恒从代国带来的人,主子当了皇帝,这些手底下办事的人说话也变得底气十足。有个别想要反抗的士兵听完张泽的劝告,觉得代国君臣和功臣们势大,干脆缴械回家,反正他们心里觉得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管好老百姓就行。
滕婴把刘弘安置在少府官署,然后由刘兴居向刘恒汇报未央宫的情况。刘恒一行人进宫门的时候还遭到了侍卫长的阻拦,但一听周勃的解释,立马散伙走人了,整场政变滴血不见。当天晚上,功臣集团就暗杀了惠帝的儿子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以及刘弘,以绝后患。
陈平、周勃此举意味深长,按说他们早就应该把少帝解决了,功臣集团专门在刘恒入主未央宫后才向惠帝的儿子们下手,其实是为了避免弑君的罪名。
刘恒初到长安,尽管他发现功臣们都对他格外热情,但这种热情反倒引起了他的不安。在入主未央宫的当晚,他让宋昌担任卫将军,一个人把持南军、北军的兵权,又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宿卫宫廷。功臣集团根本没搭理刘恒的这些小动作,毕竟他们真的没有安什么坏心眼,心想小孩子闹就闹吧,刘恒毕竟初来乍到,有危机感可以理解。
让代国一系的人马掌握了军队之后,刘恒才安安稳稳地做起皇帝。
《史记·孝文本纪》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记载刘恒的诏书,牛运震说:“孝文诏书,质古温醇,居然三代之遗。而所行政事亦称之,不徒为空言也。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而独详录孝文诏令,盖深有见于孝文者,亦以见太史公史体之严也。”(《空山堂史记评注》)说明刘恒的诏书很有文采,也有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在其著作中着重摘录了刘恒的诏书。刘恒入主未央宫的当晚就发了一道诏书,大意为:“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几年来诸吕扰乱朝廷、阴谋叛逆,这些家伙都想威胁我们刘家的社稷江山,多亏了各位王侯将相消灭了他们,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朕刚刚即位,现在要大赦天下,每个成年男子赏赐一级爵位,没有成年男子的女户每百户赐一头牛、十石酒,特批全国人民欢庆五天,可以聚众饮酒。”
这里面要解释一个“集会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禁止非法集会和游行的,秦汉时期也一样,在那时三人以上无故相聚饮酒是犯法的,需要罚金四两。皇帝们都很敏感,他们总觉得人们聚在一起肯定没好事儿,很有可能聚众谋反,所以一律不准饮酒集会。
由此看来,刘恒在诏书中允许大家伙儿趁着他登基的好日子聚众喝酒,是开了非常大的恩了,这表现了刘恒的一种气度,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度,同时也表明了刘恒将要对民间实施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是“无为而治”正式出台的前兆。
刘恒自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统治,尽管此时他身旁还有势力庞大的功臣集团,然而这一切在刘恒看来都不是问题。刘恒执政初年,对功臣集团的政策就是“捆绑”,让功臣们的利益和刘恒自己的利益挂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期则是通过强迫列侯各自回到封国的办法,将功臣与皇帝的矛盾转化成王国与中央的矛盾。
除此以外,刘恒延续了吕后时期许多好的政策,比如减免酷刑、实施无为而治、尊奉黄老、鼓励生产、放宽对工商业的管制、解放思想、鼓励百家争鸣、允许通过买卖爵位来增加人们和政府的收入等措施。
之所以要延续吕后时期的政策,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它们暗合刘恒自己的治国思想,其次就是可以利用吕后的震慑力来威慑功臣集团。功臣集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吕后。这个女人压迫着功臣集团每个人最敏感的神经,她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每一个功臣元老,周勃等人的内心被深深打上了恐惧外戚的烙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恒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城府,以及整个汉帝国新政的气象。
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七,刘恒拜谒高祖庙,二十三岁的刘恒正式登基,帝国幅员辽阔的版图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展现着,汉王朝平静政局下的暗流悄然涌动,内忧外患依然是这位新君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真的能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