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系元老唐绍仪曾讲过这样一个典故,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日静坐幕中,听到外边有一壮汉子贩布走售,呼卖声甚为洪壮,袁世凯听后觉得此人非同常人,于是让人呼入,此汉子即曹锟也。待一见面,袁世凯见曹锟的相貌雄伟厚重,日后必有宏运,于是劝其投入军伍,共襄大业。
唐绍仪跟随袁世凯多年,其资历几乎可以与徐世昌相提并论,但对于同样为北洋系基本干部的曹锟,至少在这个典故的时间上是有误的,因为曹锟贩布固然不假,但他加入小站练兵时,早已是天津武备学堂的老毕业生而决不可能仍在“街头走贩”。
细说起来,曹锟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出身贫困,因家中排行老三,人称“曹三爷”。曹家兄弟众多,等到曹锟发迹后,那些兄弟们也跟着鸡犬升天,其中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做了天津镇守使。
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颇有些悟性和志气,等成年后,家中生计困窘,但他又不愿当农民(觉得掉份),于是自告奋勇去保定贩布,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比务农似乎要上流一点。其实,曹锟卖布或种田出身也没有什么,“英雄不须问出处”,在他后来的同袍中,出身低微的大有人在,江苏督军李纯贩鱼出身,冯国璋在中南海代理大总统的时候,不也卖过鱼吗?
不过,做生意并不算曹锟的强项,因为他为人直爽,又好酒贪杯,经常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当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时,曹锟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
由此,曹锟在当地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李鸿章在直隶练兵的时候,曹锟抛弃了他的贩布事业应征入伍,数年后,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曹锟被选拔入读,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由此可见,曹锟投奔小站乃是年轻的军官而非弃商从戎,唐绍仪所述,谬也。
由于曹锟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并不出彩,提升的速度亦不算快。事实上,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晋升速度可谓慢矣。
以曹锟的性格,他这辈子闹的笑话还挺多。据《民国官场现形记》中说,曹锟平时喜欢以老大哥自居,动辄呼人老弟。他对于部下的军官兵士,一律实行有福共享主义。有一年冬天,曹锟特地购置了一万件皮袍,凡属直系军官,每人发一件;又买了几万袋曲粉,每兵士赏给两袋,因此部下欢声载道,士卒乐于效命。曹锟在散给皮袍的时候亲自演说道:“咱们军人向来有个‘同袍’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每人赏一件羊皮袍子,就是实行‘同袍’二字的意思。”下面的人听了曹三爷的这个歪解,不免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曹锟此举,虽说是小恩小惠,却很能买服人心,就这点而言,曹锟一点也不傻。
山东督军张怀芝是曹锟的铁杆拥趸,他常与人说“曹三爷是我长兄,他走一步,我随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这话直白却也不假。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逼黎元洪大总统出走时,黎元洪派人鼓动曹锟拥护,曹锟发电至总统府,张怀芝也跟着发电支持;尔后曹锟受段祺瑞鼓动,宣言否认,张怀芝也跟着宣言否认。后来,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张怀芝也要去当山东督军,说是“要跟曹三爷走也!”
不过,张怀芝做参谋总长的时候,不识字而好弄文,某日下一命令,“派某人到参谋部”,却把“派”字写成了“抓”字,结果所派之人,被抓到参谋部等候发落,闹出一个大笑话。北洋元老王士珍得知后,莞尔道:“怀芝事事学曹仲珊,仲珊不乱动笔,自为藏拙;怀芝独对此事,未曾学得到家。”
曹锟做事一向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譬如段祺瑞),后来反而逐渐成了气候。在袁世凯死后,曹锟、吴佩孚先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随后又在直奉战争中赶走张作霖,直系势力成为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曹锟信心爆棚,在一些政客们的怂恿之下,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当个地方军阀,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曹锟是军人出身,政治上没有什么经验,但他把握住了民国政治的最核心要素,那就是:钱!可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万事莫开口,有钱什么都好办,古今一理。
1923年,在把临时客串的黎元洪逼走后,曹锟的贿选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具体的工作,当然不需要曹锟亲自出面,而主要是由他手下的政客吴景濂等人在四处活动。总统选举在民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这次来得更直接……那就是,贿选几乎就是公开透明的,选票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不过,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虽然当时的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曹锟随后加大了贿选的力度。10月5日是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为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搞笑的是,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唱对台戏,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为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几十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嘀嘀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都费尽力气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捱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新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现在也无确切结论,但曹锟自己支付了一部分应属无疑,至于其他,应有调用公款之嫌疑,如直系各省发行的公债、借款等。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完全公开,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正如曹锟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总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而这正是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各路俊杰们(宋教仁大获全胜的那次)。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别说议员,就连一般的民众也比不上啊(不过民众是否会拒绝这5000大洋,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相情愿罢了。
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的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而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至为荒唐。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民国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什么狗屁宪法……何况还是贿选的。
倒是曹锟,因为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个恶名),为人所熟知。想来这“曹三傻子”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君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所以后人们也就别为他惋惜了。
曹锟花大价钱弄来的这个总统,并没有当多长时间。1924年10月23日,正当吴佩孚率领直系大军在前线与奉军大战之时,冯玉祥的国民军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曹锟一觉醒来,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至于总统府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国民军内应部队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本人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曹锟总统坐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自己信赖的部下孙岳、王承斌都造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子玉在哪?”在没有得到回应后,曹锟又断然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吴佩孚,字子玉,系曹锟的主心骨,曹即是吴,吴即是曹)。”
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孚,可以给予名义让他下台。”孙岳曾是曹锟属下参谋,在清末时便是革命党人,曹锟对他有恩并且信赖有加,现在连他都窝里反了,可见大势已去,再争无益,最后只得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一切可以负责办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在停战令和将吴佩孚解职的命令发布后,前线的吴佩孚还不肯相信,一再通电这是“伪诏”,企图负隅顽抗,但由于此时军心大乱,吴军大败,只得退守天津。就在这时,国民军又相继在杨村、廊坊一带将吴佩孚的原驻军击溃,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军也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阻,至此,吴佩孚的失败已经是无可逆转。
在王承斌的劝说下,曹锟只得宣布辞职,但仍旧被软禁在延庆楼。直到1926年,吴佩孚在湖北东山再起、而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奉军打败,曹锟这才被释放。重获自由的曹三爷本以为段祺瑞既然下野,那自己就应该出来继续当他的总统了,不料各方对此反应冷淡,就连铁杆老部下吴佩孚也对此毫无热情,还派人带话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待待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这话传到曹锟的耳中,不免给他浇了一瓢凉水,也只好继续耐心等待了。
北伐战争后,北洋系落花流水,曹锟见吴佩孚和当年的那批人马已经是明日黄花,也就放弃了复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隐居去了。曹锟的晚年,也和段祺瑞一样改而吃斋念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常去朝拜。在脱离了军政二界后,曹锟的晚年倒也过得平淡安详。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常有人奉日本人之命请曹锟出山担任职务,但始终被曹锟严拒。就这点而言,曹锟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民族气节还是有的。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