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黎女嫁袁世凯第九子袁克久），有一日袁世凯曾对他开玩笑说：“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人多颂扬我的才，我看还不如你的福。”
素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确实运气不错，每当危难之时，总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还节节高升。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其早年曾加入鲍超的“霆军”，后被擢升为游击（武职从三品），在各地起义被敉平后，黎朝相领了一笔休致费解甲归田，遂将全家迁到汉阳，并用遣散费盖了一所房子，一半供家人居住，一半对外出租，以换取一些生活费。黎朝相原本打算做个普通老百姓安度一生，但晦气的是，承租黎家房屋的一个房客因为涉嫌谋反而被官府捉拿，结果黎朝相也被连带“窝藏罪犯”之嫌，最后房屋竟被官府没收。
走投无路之下，黎朝相只好重操旧业，跑到天津北塘再度投军，又一次栖身于行伍之间。在最初的几个月，黎家陷入窘境，好在这时黎朝相从天津将饷银寄来，这才缓解了家中的衣食之忧。1877年，14岁的黎元洪突然染上重病，黎朝相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地从天津赶回来探视，好在黎元洪福大命大，度过这一鬼门关。
黎元洪病愈之后，黎朝相考虑再三，决定将全家迁到自己的驻地北塘，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后顾之忧。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元洪常在读书之余去父亲的兵营观看操练，由此也弃文从武，并于1883年考中了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舰艇操作与海军战术。不幸的是，黎朝相于次年突然壮年猝死，好在黎元洪在水师学堂读书有一笔不菲的津贴，他省吃俭用，就靠着这点钱勉强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为了省钱，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视时都是徒步往返，来回要走上近百里的路程，就是为了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来远”舰上见习。“来远”舰是当时北洋舰队中最新的装甲巡洋舰（与“经远”舰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1887年刚刚下水。在见习一年多后，因为广东水师急需人才，黎元洪被派到“广甲”舰上充当三管轮。甲午战争爆发后，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也随同北洋舰队参战。在黄海大战中，由于与之编组的“济远舰”擅自撤离战场，“广甲”舰在管带吴敬荣的率领下随之逃跑，最后又在惊慌失措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由于担心被日舰发现，“广甲”舰最终自毁以免资敌，而黎元洪等人跳海逃生，回到旅顺。
甲午之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广东水师也是损失惨重，那些原本为人所钦羡的海军将领也大都被朝廷革职，正当失业后的黎元洪彷徨无计之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此刻正在南京设立延才馆，招聘武备人才。黎元洪得此信息后，急忙赶到南京去投奔，由于当时现代军事人才奇缺，张之洞对黎元洪颇为赞赏，于是委派他负责监修南京城外的炮台。由此，黎元洪弃水登岸，由一名海军军官转型为陆军将领。
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随之返回湖北老家，继续效力。在甲午战后，鉴于旧式军队的拙劣表现，朝廷随后出台了编练新军的政策，其中便有南北两个试点，北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南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由此，黎元洪得到了张之洞的极大重视，并于1898、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学习东邻强国的陆军训练和军事工业等。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黎元洪颇为赏识，曾经赠给黎元洪一个“智勇深沉”的条幅，并上奏朝廷称其“忠勇可靠，堪当重任”。由此，黎元洪官运亨通，由帮带升管带、千总，再升守备、都司，随即又晋升为副将，成为武职中的从二品大员。1906年，清廷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36镇，湖北的计划任务是两镇，当时暂时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制，后者则由黎元洪出任协统，黎元洪也由此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二号人物。
黎元洪是新派军人，对手下的士兵也还不错，但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因此对革命党原本并无好感。据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的记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亲自坐镇第四十一标并令关闭营门，禁止士兵外出参加革命。其间，一个名叫周荣棠的革命士兵翻墙而入，前来四十一标联络起义，但很不幸被抓获，黎元洪为防止军心动摇，当即下令处决。直到午夜时分，革命党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轰击四十一标，黎元洪方知大势已去，只得打开营门，各自逃生。
黎元洪逃出营门后，来到幕友刘文吉家中暂避。在慌乱当中，黎元洪感到大难将至，他语无伦次地对刘文吉说：“我身居协统，如今部下兵变，死也是死，不死也是死。如果革命党失败，朝廷必定要重罚我；如果革命党成功，我恐怕也是性命不保，这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刘文吉安慰他说：“现在事态不明，还是先观望一下好，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刘文吉果然有先见之明，在一夜激战后，革命党虽然已经取得胜利，但有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临时指挥起义的首领都资望太浅，不能服众，而原先的那些革命党首领又下落不明，革命士兵们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不经意间。正当黎元洪惶惶不安的时候，革命党人已经探得他的下落，并决定由他来出任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对此十分惶恐，连称：“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大笔一挥，便在军政府的布告上签下了黎元洪的大名……这就叫霸王硬上弓，想不做都不行。
三天后，黎元洪也想通了，反正这“黎大都督”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认与不认已无区别，倒不如干脆就认了算了。于是，黎元洪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一举成为了首义元勋，并进而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
黎元洪在袁世凯时期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但在袁世凯称帝并封他为“武义亲王”的时候，却能坚定共和立场，拒不受封，这也为他保住了政治资本。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顺利地继任为大总统，这正是应了袁世凯的那句话：“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
不过，黎元洪虽然贵为总统，但总理段祺瑞才是实权派人物。由于在多个问题上屡起冲突，黎元洪最后愤而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免去，由此掀起了更大的政治风潮。在北洋系的督军宣称要独立的情况下，黎元洪只好请求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暗怀鬼胎，结果引发复辟丑剧，国会被解散，黎元洪也被赶出总统府，最后自请辞职并隐居天津五年之久。
中国有句古话，叫“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在1922年直奉战争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临了。原来，直系大佬曹锟、吴佩孚势力相继逼走皖系段祺瑞和北洋元老徐世昌，他们为了扶持曹锟当总统，需要中间有个人来过渡一下，这找来找去，便以“法统重光”的名义找到了黎元洪的身上。
所谓的“法统重光”，指的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因为是被胁迫的，所以不能视为自动离职，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新选举大总统；第一届国会也是被张勋非法解散，所以也应该重新恢复，大意如此。
黎元洪心里也清楚，直系这些人并非真心拥戴他上台。因此，开始他并不想去蹚这池浑水，而是直截了当地跟那些请他出山的人说：“你们直接选曹三爷做总统不就结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但是，拥戴的大戏既然已经开演，黎元洪想不参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绝后，曹锟、吴佩孚加强了邀请的力度，他们先后派出各路代表亲赴黎府，盛情相邀。而各省督军也在曹锟、吴佩孚的指使下纷纷发表通电，请求黎元洪以国事为重，出面挽救危局，说得是义正辞严、情真意切，连黎元洪看后都有点陶醉，不免怦然心动了……既然是众望所归，那我就勉为其难，姑且出山风光一次吧！
当然，黎元洪也不想被人随意摆弄，于是他提出了出山的条件，那就是各省督军应立即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否则自己决不当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曹锟得知后极为恼怒，大骂道：“请他做个现成的总统，他竟然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吴佩孚虽然也很愤怒，但他却劝曹锟少安毋躁，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于是，在曹锟、吴佩孚的建议下，直系的各省督军如萧耀南等人也就假惺惺地随声附和，表示愿意听命。不料黎元洪这时却得寸进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锟、吴佩孚处要求给予切实保证，并要求等到全体督军都通电支持后才肯复任总统。曹锟手下的人气得要命，连声嚷嚷着踢开黎元洪自己干算了，吴佩孚则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对黎元洪的亲信代表金永炎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
黎元洪和幕僚们一番商议后，觉得台阶已经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势复任总统算了。于是，在阔别政坛5年后，黎元洪再次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由于曹锟、吴佩孚只是想让黎元洪暂时过渡一下，因而在黎元洪做了半年多总统后，便不断暗示他主动引退，以便为曹锟腾出位置。在黎元洪不肯就范的时候，这些人干脆就弃文从武，派出了陆军校阅使冯玉祥、京津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衍率所部军官300多人去总统府索饷，随后又有“公民团”去总统府门前闹事，接着是北京的警察们罢工并前往总统府请愿，目的就是要让黎元洪赶紧自动下台。
对于这些人的胡闹，黎元洪却颇有定力，他对身边的幕僚说：“民国六年的时候（即1917年），我受到督军团和张勋的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祸，一直没有机会弥补。这一次我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不能再犯糊涂。我的任期如何，应当由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认为我任期满了，我一天都不恋栈。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来迫使我去职，那我就要为国家维持纪纲法律，决不能重蹈覆辙，遗害百姓。”
黎元洪的节气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锟、吴佩孚这些人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内阁总辞职，接着京津卫戍司令、步军统、警察总监都纷纷辞职，黎元洪发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总统府。再接着，总统府的水电、电话也被掐断，黎元洪在北京已经无法立足，但他还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在逼走黎元洪后，辞职的王怀庆那些人立刻复职，罢工的警察也随即上岗，公民团也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总统府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不见了，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地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吧，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地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此时，王承斌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吧，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谈！”
黎元洪的随从见势不妙，慌忙说：“王省长别动怒，印在总统府，不曾带来。”
王承斌厉声道：“你别跟我装傻！北京已经来了电话，总统府只有十颗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颗呢？在哪里？”
见黎元洪还不吭声，王承斌便命人将火车头摘除，另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进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为止。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话休想离开这里，只得写下纸条让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里，让她把五颗印信交出。王承斌说：“这一来一往太麻烦，还是请大总统亲自打个电话吧！”
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监视下去车站电话室给如夫人打电话，让她把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光交印还不行，王承斌在曹锟、吴佩孚的授意下，又拟了一份电报让黎元洪签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云云。这一来一往，黎元洪最终捱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后来曹锟紧锣密鼓地进行贿选之时，黎元洪还想做最后一次抗争。当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孙中山号召反直的议员南下到上海召开特别国会，以破坏曹锟的贿选。卢永祥也发出电报，邀请黎元洪到上海重组政府。
但黎元洪到了上海之后，他发现“反直联盟”虽然欢迎他的到来，但并没有人希望他组建政府，就连卢永祥的那封电报，原来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这才明白，这次又陷入了政治陷阱，这些人并非是真心拥戴他，而只是借他的名气来壮自己的声势罢了。
在曹锟贿选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对复任总统彻底死心，从此不再过问政治。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寓所内，享年65岁。在开祭之日，曾与黎元洪大闹矛盾的段祺瑞也亲自前往吊唁，对着遗像“三鞠躬毕，喟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