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禁区’，你别来采访我！”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下午，当我去上海体育馆对面的大楼里采访复旦大学老教授陈仁炳先生时，他幽默地对我说。
陈仁炳先生自称“禁区”，是因为据告他是“五人”之一。
所谓“五人”，是指在一九八零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审批同意，全国“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中央一级的民主人士共五人，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
在这五人之中，四人皆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唯有陈仁炳先生尚健在。
这么一来，陈仁炳成了惟一活着的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当然也就成了“禁区”。
我庆幸在一九八六年闯进了陈仁炳这个“禁区”。此后，在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九日上午，陈仁炳先生就不幸去世了。于是，“惟一活着的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也到那个冥不可知的世界去了。
据陈仁炳先生告诉我，他生于一九零九年中秋节，换算成公历也就是九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基督教徒家庭。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社会系，同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先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然后于一九三六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这年秋天回国，任教于武昌华中大学。他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这位头发灰白、面目清癯的老教授，指着墙上挂着的博士证书，风趣地对我说：“幸亏这博士证书是用羊皮做的，很结实。在‘文革’中，红卫兵想撕掉它，撕不破，只好揉成一团，扔在墙脚，被我捡回来了。所以，我现在把它高挂起来，作个纪念。”
陈先生还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长达三百七十三页，在“文革”中丢失了。几年前，他给美国母校写信，询问能否复印一份当年的博士论文。美国很快就给他寄来了，因为博士论文在美国学校是作为档案保存的。
陈先生说，他原本有一房间的书，内中有不少英文原版书，在“文革”中全被抄走。后来发还“抄家物资”，竟然只找到一百零九册！
陈先生说，在一九五七年，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而遭到批判的。他记得当时的报纸有过报导。
根据陈先生的提示，我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查到了这篇报道，题为《陈仁炳承认是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
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最近初步交代了他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一些活动。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一九四七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一九四九年民盟召开中央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的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抡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一九五一年的民盟中央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还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抡，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总比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因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来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改变想以陈仁炳代彭文应……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璧、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陈仁炳自己供认，他在电影、京剧、地方剧、文学、出版、阅览等方面都放过火。他利用言慧珠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和言的丈夫失业问题，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在文学界，他曾特别地请王西彦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吃饭谈话，后来就利用谈话材料，加以夸大，到处渲染……
文中提及的言慧珠，是上海京剧院着名女演员。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言慧珠的文章《陈仁炳的鬼把戏》一文，说道：
“陈仁炳表面上摆出一副好像替我鸣不平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贩卖向党进攻的私货，不惜捏造事实，假借名义，挑拨上海京剧院党的领导和演员之间的关系。我们京剧演员饱尝过旧社会的贫困、压迫、污辱的痛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条件都优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说任何一个京剧演员打心眼里都会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社会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陈仁炳的挑拨伎俩是徒劳的。”
显而易见，言慧珠是“奉命批判”的。她不这样“奉命批判”，过不了“反右”关。虽说言慧珠总算过了“反右”关，却难逃“文革”关。一九六六年，“文革”锣鼓敲响不久，她就上吊自杀，离开了“左”风日盛的人世……
《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还曾发表署名董代的《“火线入盟”》一文，称陈仁炳为“放火专家”。文章写道：
放火专家陈仁炳就是一个“火线入盟”的“发明人”。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放了一把野火，的确构成了一条斗争非常激烈的“火线”，而且他亲自督战，召开五次烧火的座谈会。他在会前就做了一番准备工作，并且责备了上影民盟支部“软弱无能”，“斗争性”不强，而且在这样一个大厂中只有七个盟员，怎么能派用场，任大事呢？他要大发展也有“路线”的，不是随便发展的。他要找的是一贯对党不满，有情绪的，有牢骚的，有历史包袱的……等等，但是他还要对这些人来一次“考验”，来一个“火线入盟”。五次座谈会就是一场火线战斗，他找来的是符合他的要求的人，在会上极尽煽火的能事，于是在这条“火线”上就充满了“对党的诽谤谩骂和对民盟的恭维歌颂”。这个放火专家陈仁炳就从这条“火线”上挑选起对象来，在五次座谈会的过程中，从七名盟员发展到三十三名盟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增加了四倍，而这些人就称之为“火线入盟”的人了。
陈仁炳有了“放火专家”的“头衔”，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文汇报》上发表了这样的讽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