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是“重灾户”。因为中国民主同盟之中出了个“章罗同盟”，株连所及，所谓“章罗同盟”的“军师”、“谋士”、“大将”、“联络员”等等，牵涉一大片。此外，还有所谓“章伯钧小集团”、“罗隆基小集团”，又株连了一大批。难怪，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右派”最多的民主党派。
仅次于中国民主同盟的，要算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了，也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户”。
民革的成员之中，不少人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要抓那些既有“右派”言论而又有历史“劣迹”的人，作为“右派”的代表人物。于是，民革中很多人符合毛泽东的“条件”。正因为这样，民革也成了“重灾户”。在批判民革“右派”时，几乎都要“新账”、“老账”一起算。所谓“新账”，即“右派”言行，而“老账”则是历史“劣迹”。
民革的“名右派”之中，陈铭枢算一个。
陈铭枢走过曲折的政治道路：
一八九零年，他出生在广西合浦。合浦以产珍珠而着称，有所谓“珠还合浦”之语。他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
后来，他也曾反共：一九二九年参加过江西围剿红军。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西剿共右翼军总司令。
接着，他又反对过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他和李济深等一起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举起反蒋大旗。失败后去香港。
他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
一九四五年，他参加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反对蒋介石。
他从反共转向亲共。一九四九年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此后，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纵观陈铭枢的政治道路，虽说有过反共、剿共这样的“劣迹”，毕竟后来成了中共的战友。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陈铭枢成了“右派”，那就翻出了当年的反共、剿共的“老账”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曾说，“我们从各方面收到了关于右派分子陈铭枢反动言行的材料达百万余言，陈铭枢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
李济深曾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陈铭枢的“罪行”：
陈铭枢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反动活动的右派头子。他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反掉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全面向党进攻的纲领：他诬蔑党的组织、党的领袖和党的干部，妄图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诬蔑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妄图资本主义复辟；他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妄图反革命统治之卷土重来；他诬蔑民主集中制，妄图实行资产阶级所谓“民主”；他辱骂与党靠拢的党外人士和极力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妄图分裂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他反对苏联，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为了推销他的反动纲领，到处拉拢落后，组织败类，从事种种阴谋活动。他企图篡夺民革中央领导和控制民革的地方组织，实际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计划步骤之一。
陈铭枢是张牙舞爪、丧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几乎逢人就咬，丑诋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丑诋党员、团员，甚至诋毁毛主席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公然以为中国之大，只有陈铭枢及其一小撮右派集团才是正气好人，共产党应该退出领导地位，让陈铭枢之流取而代之。他的魔爪很长，伸到四方八面，全国若干重要城市，几乎都有他的爪牙。
陈铭枢是广通声气、集反动之大成的右派巨魁。所有当代右派名人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等等，陈铭枢无不与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切反苏、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等荒谬言论，陈铭枢都兼而有之。
陈铭枢是口是心非，造谣生事的右派阴谋家。他向党进攻惯用两面手法，说一些空洞恭维的话，接着就是恶毒的攻击，这种手法是很阴险毒辣的。他企图欺骗群众，使群众相信他的话是公正，党的缺点是真实。他又惯于勾结各机关、学校中的不满分子和坏分子，搜集党政领导的工作缺点，加以扩大或歪曲，甚至捏造事实，据以向党大肆攻击，但陈铭枢还说他对党的“一片赤忱”哩！①
在陈铭枢的种种“右派”言行之中，最为“要害”的是他所写的一封尚未发出的信。这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的。
屈武曾以《驳斥陈铭枢给毛主席的信》为题，在批判陈铭枢的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一发言，透露了陈铭枢给毛泽东的信的若干内容。现摘要如下：
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陈铭枢，在今年五月十八日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陈铭枢的这封信虽然不过三千来字，却构成了一个十分完备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
他攻击毛主席“好大喜功”，在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在察人听言，决策定计方面缺乏“睿断”，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轻畸重，失缓失急”。陈铭枢说：“我深感于党的领导诸同志，一般都缺乏个人师友的关系……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总不免失之单调”……
陈铭枢在信里向毛主席说：您所常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他说：“建国后，党化敌为友，对来自旧社会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少能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不次拔擢，累累若若，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
“我感到你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的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混黑白，投其所好。
“俾斯麦曾对威廉第一说过，‘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所说，新初试，必能割此痈疽’。
“您那治病教人是有伟大感动力的，不知道感动了多少阶级敌人，把他们变成了热爱您的知心朋友了，为什么我一个人始终争取不到您的治疗呢？安心把我关在门外，加重我的病痛呢？
“蒋介石您都要团结他，为什么不要我呢？”①
陈铭枢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铮铮灼见，锋芒毕露。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却成了大逆不道的罪证，成为“极右”的“谬论”。
陈铭枢这样的“反毛主席”的“新账”，再加上历史上反共的“老账”，当然就被划入“极右分子”之列。
甚至，还揭发出一个“陈铭枢反党集团”：
陈铭枢在北京的反共小集团是陈铭枢由武汉调京后形成的，这是一个无形的小集团，其中的参加者，是以陈铭枢为中心的黄居素（陈的老朋友，也是陈的军师），王之南（陈的秘书），曹任远（陈的老朋友，工业学院的教授），罗伟之还有其他分子……
陈铭枢集团上海的首脑分子有在新沪中学闹大民主的罗海沙，有陈铭枢的得意军师、在民革提篮桥搞恶性发展组织的余若南……①
陈铭枢在郁郁寡欢中度着晚年，于一九六五年五月病殁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