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第一次提出“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概念。区分“极右派”和“普通右派”不难，何况两者都是“右派”，即使划错了也没有什么。
最难划分的要算是“中间偏右分子”。因为这些人稍微“推”一下，就是“右派”了！
毛泽东亲自树立了一个“中间偏右”的典型，此人便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
毛泽东早在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就谈到了傅鹰：
“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①
此外，在毛泽东起草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也这样提及傅鹰：
“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笔者对于傅鹰教授颇为熟悉，因为一九五七年秋，当我跨进北京大学化学楼，给我们新生上普通化学课的就是傅鹰教授。那时，北京大学实行名教授亲自上课的制度，所以我有幸听傅鹰教授的课一年。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当我在北京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期间，接到了采写傅鹰报告文学的任务，我一口答应下来……
傅鹰教授是一位正直、磊落的知识分子。他胸无城府，心口如一。
傅鹰是福建福州人氏，生于一九零二年一月十九日。可是，他讲一口道地的北京话，毫无福州口音，这是因为他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一九一九年，傅鹰入燕京大学化学系。一九二二年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一九二八年，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着名美国化学家鲍林的高足。
一九五零年八月下旬，傅鹰和夫人张锦教授一起从美国回国。傅鹰最初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后来调到北京大学化学系。
耿直的傅鹰，一九五五年在第九期《化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一个三部曲》（简称《三部曲》），尖锐地批评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中的种种弊病。文章发表后，惹起一番风波。
后来，傅鹰这样谈及：
在那篇文章上我谈到了我们在化学研究方面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承认我的语气有些不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不能同意。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说不好的现象，因此我就没有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类话头。里面也没有提到党，因为我觉得党领导科学这一点本不成问题。我举了一些石油学院的例子，认为外行不应该来指手划脚地批评，说了一句“没有拿过试管，更没有涉猎过世界文学文献的人所提之批评，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不过是扣帽子而已”。这一来可糟了：有人以为我是影射党，是在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北大、北大医学院有些人就说我是跟胡风一样的。①
本来，《化学通报》只是化学界人士看看而已。傅鹰的文章引起争议，引起中共北京市委的注意。中共北京市委嘱令《化学通报》把傅鹰的文章《三部曲》多印了好多份，送中共中央。
傅鹰得知这一消息，自嘲道：“由于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②
过去，很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开始注意傅鹰，是因为这篇文章，连傅鹰本人也这么以为。笔者在一九八零第二期《福建文学》发表了关于傅鹰的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人》一文中，同样是这么写的。后来，《新华月报》转载了拙作《敢说真话的人》。龚育之先生看到了，给笔者的文友王通讯先生去函，请王通讯转交笔者。龚育之的信，以他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对于傅鹰评价的来历，更正了笔者报告文学中的几处讹误。
龚育之先生是湖南湘潭人，一九五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从事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一九七七年后，曾任中共中央毛泽东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笔者在完成一书初稿之后，在整理旧札时，发现龚育之先生十几年前的两封关于傅鹰问题亲笔信，颇有史料价值，现补入新版之中。
龚育之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七日致王通讯的信中写道：
上次和你谈到叶永烈同志记傅鹰的文章，我很赞成多写一些向人民介绍我国科学家的文章，尤其是像傅鹰这样的科学家，他在科学上是辛勤严谨的，在政治和道德上是正直的，敢讲真话，是党的诤友。叶文中有几处事实，因为我恰是当事人，了解详细的情况，愿意向叶同志说明，以便纠正以讹传讹之处。讹传不自叶文始，周培源同志过去的文章中就有，因为他也不了解情况。我已向周说明过。
一、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不是指的傅鹰在《化学通报》上发表的《一个三部曲》那篇文章。
傅的《三部曲》确曾引起领导注意和争论。发表之前，《化学通报》编辑部曾将原稿给我看过（我那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我们那时很赞赏这篇敢讲话的文章，不但主张发表，而且建议登在第一篇。发表后，因为其中有一些尖锐的批评党的干部与工作的语言（有的是临发表前傅新加上去的），引起了注意和争论。三种意见：一种认为傅文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性质；一种认为从通篇可以看出傅文是爱国的，拥护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的，想改进工作的，但对党领导的科学和教学则有不满；一种认为，对这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党应该能听得进去。认为傅文错误的领导同志，曾在内部场合和口头报告中对傅有所批评（温和的）。据我所知，乔木同志是持第三种意见的。当时未曾听到毛泽东同志对傅鹰此文有何评论。这是五五年的事，议论延续到五六年初。
五七年四月整风，中宣部科学处一些同志去北大，参加各种会议听取意见。我去参加过一次化学教师的小会，会上傅鹰发言，对党的干部与工作又有很尖锐的批评，甚至用了“特务”（指党员汇报他人思想情况），“木头牌位”（指党员在位无能）之类的语言，同时又很诚恳很感人地说明了自己爱国之忱，从小时候父亲的教育（小外交官，痛感中国积弱，每次办外交，总是丧权辱国），讲到紫石英号的炮声。由于傅已是引起注意与争论的代表性人物，由于我们感到对傅必须有全面的评价，所以在向上反应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摘取几段最引人注意的语言的办法，而采取了不多用的纪录全文的办法。傅的这个讲话全文，登在中宣部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傅发表的意见的那次会是个小会，那次会及会上发言均未登报。
毛泽东同志提到的“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就是指的《宣教动态》上的这篇东西，从它的全文，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傅是善意的。
叶文讲到市委领导人当时找到傅讲话，讲到《三部曲》，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傅作了判断，傅成了政治标兵人物。这时，又将他的《三部曲》重印若干给领导人看，是可能的。这篇《三部曲》也的确可以印证毛的判断。但说毛的判断是从《三部曲》而来，不合事实。只须看毛说的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便可明白，因为《三部曲》是发表过的，虽然不在报纸而在刊物，那性质是一样的，《宣教动态》上的内部反映，才属于“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
由于《宣教动态》分送数量很少，一般人包括许多党政领导人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情况不为人所知。而《三部曲》事件，以前在口头在较大范围内讲过，知道的人较多。所以有些人便将《三部曲》与毛的《事情变化》一文中所讲的傅的批评，混为一谈了。
二、说毛泽东同志看过傅的化学讲义，是猜测之词，没有根据（引者注：此段因与“反右派运动”无关，略）。
罗嗦写来，不过是订正两件事实。叶的文章是很好的。如来得及，将两点事实改正，则更圆满。顺便向叶致意。
一九八一年五月，笔者应《中国科学家传略》一书之约，完成了《傅鹰传略》，把打印稿寄王通讯先生，托他转龚育之先生一阅。
龚育之复函如下：
我今晨回京，明晨又出发。匆匆看了叶文，作了补充和修改。因为我前段有机会查了《宣教动态》，把当时刊登的傅的谈话复制了下来，故现在可以把原话抄上。
另一处，叶文说《宣教动态》是摘录了傅的讲义，我记得不是如此。在这件事上，我自信记忆准确。只是时间匆忙，不能现在再去查出原文抄上。
敬礼！请转致对叶永烈同志的问候。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龚育之抄寄了《宣教动态》的原文中傅鹰的几段原话。一九九七年，当《百年潮》杂志在北京创刊时，龚育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与傅鹰》一文，公布了《宣教动态》所载关于傅鹰报导全文。
现转摘如下：
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四月二十七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面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的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与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一一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家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引者注：即《三部曲》），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工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傅鹰还说：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傅鹰说：“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但我心里还有不快，党还会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已。”
在大鸣大放中，《人民日报》记者王澈到北大中关园，特地访问傅鹰。
傅鹰依然胸无城府，谈起自己的意见：
“党到现在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一个人活着并不是图舒服。一个教授拿着优特证，去理发可以不用排队，可是他宁肯不享受这种优特，因为不好意思。看电影时，特别为我们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位子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
傅鹰还提出了“民主治校”。这本是一个很遭忌讳的话题。记者如此报导傅鹰的见解：
关于学校的领导方式，傅鹰教授觉得现在这种党委制不好，但过去的校务委员会那种办法也不好。他的主张是民主治校。“不能撇开党委，因为离开了党委，很多事都行不通；也不能撇开教授，因为在业务上究竟是教授内行；此外，最好还要有学生的代表，因为学生人最多。”
傅鹰不仅对《人民日报》记者如此坦陈心中的话，而且在各种大会、小会上鸣放。
毛泽东就是根据傅鹰的这些言论，把他定为“中间偏右”的典型。
“中间偏右”，向前一厘米，便是“右派”。倘若不是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讲了傅鹰那尖锐的批评是“善意”的，倘若不是毛泽东把傅鹰树为“中间偏右”的典型，在那种宁左勿右的年月，傅鹰早已入“右册”了！
由于毛泽东关注傅鹰，傅鹰也就为新闻界所关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文汇报》发表记者叶冈所写的傅鹰访问记。傅鹰对记者说：
整风期间，我提的意见是够激烈的，有些话简直讲得有点失态了。彭真市长有次在市委的教授座谈会上还点了我的名，说我的意见尖锐得很。
虽说傅鹰的意见那么尖锐，由于毛泽东为他说了话，所以也就平安过了“反右”关。
傅鹰对《文汇报》记者说道：
党是元帅，我们这些拿试管的人是连排长。元帅的任务是画蓝图，定战略，管全局，我们的任务是根据蓝图占阵地，攻堡垒。我们这些连排长如果离开了元帅，那就会枪法大乱。
傅鹰原本以为，没有拿过试管的人，怎能领导他？此刻，通过“反右派运动”，傅鹰批驳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他对《文汇报》记者说：
举一个浅近的例子，毛主席不会驾驶飞机，也不一定会开坦克，但是他指挥我们的军队打了多少胜仗。他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三军是在他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打胜仗的。如果这样来看领导问题，党为什么就偏偏领导不了自然科学！
于是，傅鹰也投入了“反右派”的行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曾昭抡的会议上，傅鹰第一个发言，批判他的老朋友曾昭抡。
傅鹰说：
“曾昭抡自己是被章、罗所利用，完全是一种谎言，如果是被利用，为什么在拟订反社会主义纲领的时候，要叫钱伟长去摸摸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底呢？为什么还要抢先发表呢？这种做法根本不是什么‘分庭抗礼’，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在领导科学’。”
傅鹰还说：
“曾昭抡这种野心不是今天才有的。在‘三反’时候，曾昭抡的一位学生告诉人说，曾昭抡素以权术待人，应与他划清界线。”
傅鹰虽说平安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九五七年，可是他难改直率的脾气。在一九六一年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傅鹰又放“炮”了。以下是摘自会议简报上的原文：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一个教研组内有经验的教师总是少数，而没有经验的却是多数。在学术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是对群众路线的曲解。对科学事业非常不利。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像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也不是，而是废品。献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年献礼，每次都要新项目，那里会有这么多新项目？就像唱戏，怎么能要求每次都有新痛上台呢？
傅鹰还说，这三年我们北大化学系在科研上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怎样搞法会给我们工作带来损失。至于正面的研究成绩是很少的，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而时间的耗费是不可弥补的。
不过，毛泽东依然原谅了傅鹰。
一九六三年，傅鹰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一九六四年，在关于“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中，周培源告诉傅鹰：
“主席很清楚你关于氢氧化合成水要几千万年的见解，他说你的意见是值得注意的。毛主席还说：‘《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毛泽东怎么会知道“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呢？
当时，周培源问傅鹰，傅鹰猜想毛泽东是从他所着几十万言的讲义《普通化学》中得知。
于是，周培源便在其他场合说，毛泽东主席博览群书，连傅鹰教授的讲义《普通化学》都注意了！
笔者在关于傅鹰的报告文学中，也重述了周培源的话。
对此，龚育之先生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信中，已经谈及，周培源的谈话有误。一九九七年，龚育之在《百年潮》创刊号上，详尽谈了此事：
《宣教动态》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关于“合二而一”的专刊（第十八期）登了一条消息：“几位自然科学家谈‘合二而一’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
“化学系傅鹰（北京大学副校长）说，大家都知道，氢跟氧化合成水，即hO，但是决不能说，氢和氧‘合二而一’为水，因为氢跟氧不知道要经过几千万次的结合，才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变成水。而这个水，既不同于‘氢’，也不同于‘氧’。”
傅的这个谈话，我不知道是谁去访谈，又如何被《宣教动态》选用的。
龚育之以为，毛泽东是从《宣教动态》上得知傅鹰关于氢和氧化合成水需要几千万年的意见。
龚育之说：
“周培源当时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听到毛提及傅鹰，回去便同傅鹰谈起，并问傅关于氢氧化合的见解毛是怎么得知的。傅并不知道，因为当时《宣教动态》登这类反映一般是不告诉本人的。他大概也没有记得曾和谁谈起过，便说他写的普通化学讲义中讲到过类似的意见。周便以为毛连北大的化学讲义都翻阅过，很惊异于毛读书之广博。毛读书的确广博，但是傅鹰对氢氧化合的见解，毛是从他常看的《宣教动态》得知的，不会是从北大的化学讲义上得知的。这是可以肯定的。毛逝世后，周写纪念文章，提到毛那次同于光远和他的谈话，提到谈及傅鹰的事以及他们猜测的毛读到北大化学讲义的事。叶永烈写傅鹰，便据周的文章，写了毛读过傅鹰的讲义。”①
在“文革”中，傅鹰的遭遇就很惨了。原本是作为“中间偏右”的典型，却一下子变成了“漏网右派”。再加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黑帮分子”、“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大学阀”之类大帽子，傅鹰被批斗，被抄家，被打骂，被“喷气式”，被送进“劳改大院”……在北大“黑帮”之中，傅鹰是被打得最重的一个，甚至脸上被吐满了口水！
傅鹰作为一级教授、学部委员，成天价拉车运煤，甚至爬到大楼楼顶去铺瓦片——因为瓦片被武斗的“勇士”们砸碎了。
傅鹰仍然是那样的直率。他指着“文革”中的《人民日报》说：“现在的报纸大部分是假话，不可信。”
在一九七五年春，傅鹰说：“中央给邓小平同志这么多领导职务，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得好，我完全拥护，如果早给他那么多工作，许多问题早解决了……王洪文比起老干部来，又作了什么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傅鹰说：“我担心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他终于盼来了粉碎“四人帮”。他原本是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委。
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傅鹰因脑溢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