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天休会之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进入了第八次会议。

    章伯钧发话了。

    章伯钧兼两个民主党派的领导职务于一身：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

    章伯钧此人的政治经历，可谓多变：

    章伯钧，一八九五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一九二零年毕业于武昌国立师范学校，后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由于他聘请恽代英、彭湃等左翼人士任教，被解除校长职务。

    一九二二年九月，章伯钧离沪，乘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前往德国留学。在船上，他结识了朱德将军，相谈极为投机。到德国后，章伯钧担任了朱德秘书。这年年底，朱德加入了中共，章伯钧也加入了中共。所以，章伯钧是中共为数不多的早期党员之一。

    此后，他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兼跨两党。

    一九二六年春，章伯钧回国。他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七年，他和李健生结婚。①

    不久，他参加了中共的南昌起义，并随军南征。失败后到了香港，从此，他与中共脱离了组织关系。

    一九二八年，章伯钧和邓演达、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又称“第三党”——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外的第三党。章伯钧既参加过共产党，又参加过国民党，如今树起了“第三党”的旗号。

    一九三零年五月，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一九三三年，他曾参加国民党左派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发起的反蒋事变。

    失败后，他和夫人李健生流亡日本。

    一九三五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二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直担任该党主席。

    章伯钧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南京，出任国民参政员。他力主积极抗战，和中共合作，被国民党除名。

    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担任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他仍任中央常委、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他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章伯钧主张民主建国，反对内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章伯钧日渐反对国民党而支持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一月，章伯钧在香港通电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年九月，他来到了东北解放区，完全站到了中共一边。

    一九四九年，章伯钧来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不久，章伯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

    一九五四年，章伯钧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纵观章伯钧的政治道路：这位早年加入中共，后来又加入国民党，而后又曾经希冀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建立第三党的政治活动家，最后毕竟成了中共的亲密朋友。

    由于章伯钧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兼《光明日报》社社长，在民主人士中，举足轻重，所以他的发言很引人注目。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一次座谈会上，章伯钧讲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直至到了第八次座谈会，他这才说了一些有分量的话。

    章伯钧这一回的发言，提出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设想。

    章伯钧先是说：

    “今天，我谈个人的意见。近二十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接着，章伯钧谈及了“政治设计院”。

    以下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伯钧发言的原文，标题是《现在工业上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章伯钧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设计院”的来历。

    这段话，不论是从头至尾，或者是从尾至头，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指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他的“政治设计”的含义，无非是指“政治上的基本建设”，先交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四个“政治设计院”讨论，因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章伯钧在发言中，批评了国务院。他说：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章伯钧的这段话，是希望把国务院也作为“政治设计院”。他作为交通部长，常常出席国务院会议。在他看来，国务院开会，应是“政治设计”会议，即让部长们都参予设计，而不是“拿出成品”。

    章伯钧这样一段明明白白的话，后来被列为“着名右派观点”，蒙受了历史的冤屈。

    其实，“政治设计院”并非章伯钧的发明，最初倒是毛泽东讲的！章伯钧只不过借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罢了。

    大约正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虽然曾多次批判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政治设计院”本身。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所作的题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中，这么说及：

    “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的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①

    这段话清楚表明，毛泽东并不反对“政治设计院”本身，而是以为政治要由“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绝不能由别的“政治设计院”来设计。

    其实，章伯钧主张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作为“政治设计院”，何错之有？

    章伯钧还说：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他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