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一次又一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士的座谈会，鼓励他们大鸣大放，《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报导，刊登这些民主人士的发言。
《人民日报》还连连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民主人士大鸣大放。
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解放日报》五月九日的社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写得是那么的热情：
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
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又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目前，许多中央机关以及一部分地方党组织，都正在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党的批评，实际上，这就是吸收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渐渐地，民主人士们在热情的鼓励下，总算开始打破顾虑，开始鸣起来，放起来，虽说不少人还总是小心翼翼的……
罗隆基提及有人发的牢骚：“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邵力子说：“县级以下以党代政的情况需要改变。”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认为中共“征求意见保证改进工作，事过境迁抛到九霄云外”。
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称：“有些党员不懂装懂，把领导科学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并不等于实现了党的领导。”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黄药眠说：“党员不对也对，非党员对也不对。”他还说：“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指出：“只要当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立刻提到五级以上，并坐起吉姆牌汽车来，政治地位超过一切，造成知识分子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不正常的想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黄绍竑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
黄绍竑还就党政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以为不能以党代政——这在当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尽管他的意见完全正确。
黄绍竑和陈铭枢一样，也走过了曲折复杂的人生道路。
黄绍竑也曾是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广西省主席、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也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他和陈铭枢一样，曾经有过反共历史。
在抗日战争中，黄绍竑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有过抗日战功。
一九四九年一月，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团员。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之后，黄绍竑出走香港，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九月，黄绍竑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战友。
此时，在大鸣大放的热潮中，黄绍竑真诚地投入，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共整风。
黄绍竑和陈铭枢一样，在发言中，十分注意对自己的意见加以严密的论述。
他首先强调了前提：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①
在论述了这一前提之后，他才就党政关系加以论述：
“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
黄绍竑举例说：
“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①
黄绍竑的这番话，被《人民日报》以“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为题，醒目地刊出。
平心而论，他的这番话，和陈铭枢的“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样，都是抱着对中共的一片赤诚之心才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