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中旬，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为准备大会讲稿，特意去了长冈乡作调查。
哎呀嘞――茶子开花满山香，高山打锣响四方。
十字街口搭歌台，同志哥，赛出了兴国山歌王。
毛泽东带着秘书谢觉哉，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一行数人，牵着马匹，驮着铺盖，暮宿朝行，行了3天，一路说说笑笑，来到兴国敛江河边，刚在古樟树下的渡口歇脚，贴着江面就飘来一支悠扬的山歌。大家噤声听歌，直到渡船靠岸。
船上下来一群姑娘，嘻嘻哈哈地跳上岸。谢觉哉兴致盎然地上前招呼：“同志嫂，请问你们哪个是山歌大王？”姑娘们又是一阵嘻嘻哈哈，推出了一位瓜子脸的秀丽姑娘，说：“她，她就是山歌比赛第一名的山歌大王，名叫曾子贞。”曾子贞站在谢觉哉面前，腼腆一笑，美丽的脸庞显出一对酒窝。她拢了拢乌黑的头发，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哎呀嘞――兴国山歌年久长，山满歌来歌满乡。
婴儿落地歌当奶，肚子饿了歌当粮；
有了病痛歌当药，唱歌当得人参汤；
郎恋老妹歌做媒，一路山歌是嫁妆；
兴国是个山歌国，哪个敢称山歌王？
谢觉哉刚到中央苏区不久，屡屡听到人们传唱兴国山歌，如今听到真传，乐不可支，连连啧叹：“哎呀呀，这下总算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兴国山歌，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几年耳闻目睹，毛泽东对兴国山歌感情颇深，情不自禁地说：“唱起歌来像画眉子叫，难怪她们称你是山歌大王。”毛泽东没有认出曾子贞，曾子贞却认出了毛泽东，她记得原先毛泽东对兴国山歌有误解的事。就故意唱道：
山歌不是考声音，全靠革命感情深。
宣传扩红支前线，山歌大王找上门；
讲事实来摆道理，一首山歌一个兵。
山歌唱了半个月，同志哥，送走新兵一连人。
毛泽东哈哈大笑：“好哇，山歌大王真有本事，用山歌作宣传，一下子就扩大了一个连的红军？！”曾子贞说：“扩大一个连的红军没有假，表面上是我唱歌的本事，实际上是乡里干部平时工作做得好，关心群众周到，工作方法灵活，让当红军的人没有顾虑，放心去当红军，上前线打白狗子，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你看看，你看看，”谢觉哉兴奋不已，“这位山歌大王确实不简单，唱得好听，说得比唱得还更好听，有当政治部主任的水平。”毛泽东问：“请问同志嫂，你们是哪个乡的？”曾子贞：“上社区长冈乡。”毛泽东暗暗叫绝，真个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打瞌睡碰上了枕头。他不露声色地说：“山歌大王，你说乡干部工作做得好，能不能用山歌唱出来？”“这个有什么难。”曾子贞张口就唱：
花篮里选花朵朵好，乡干部做事真周到：
动员妇女学犁耙，打破封建旧礼教；优待军属搞代耕，帮助建房捐木料。
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想到了！组织扫盲识字班，办起列宁小学校。
度夏荒，济米来；生了病，送草药；油盐柴米都过问，样样事情都操劳。
报答干部一片心，当红军真心实意把国保……
毛泽东问：“山歌大王，你唱的可都是真的事？”
曾子贞答：“鼻子底下有嘴，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好，”毛泽东道，“我们就是来问问的。”“哎，”一位姑娘警惕起来了，问，“请问你们几个同志哪里来的？”陈昌奉抢着答：“我们是瑞……”毛泽东接过话头：“我们是累了，能不能带我们去长冈乡休息一下？”“要休息很方便，”那姑娘盯紧不放，“你们到底是哪个部门的？”
毛泽东：“我们是《红色中华》报社的。报纸登了好多表扬兴国、长冈的文章，有的人不太相信，我们特地来查访、核实一下。”
“要核实也容易，我来带你们去吧。”曾子贞拦住那个姑娘的盘问，故意不揭穿其中奥妙，又跳到船上。
过河几里，远远地几个青年妇女在犁田，毛泽东一行看见挺奇怪，按赣南风俗：女子是不能下田的。这里的女子怎么下田，竟然还操犁呢？问：“妇女犁田，人家不会笑话？”曾子贞也不答话。朝田间喊：“玉英姐，有人问你事。”李玉英“吁――”一声，把牛吆住，过来答话：“开始，女人犁田不但会有人笑，而且会指着后背骂，说妇娘子犁田遭雷打，播种不发芽。我们才不怕呢，晚上，几个人偷偷地到河边沙滩上学犁耙，犁头都打坏了好几个，现在，我们女子代耕队，天天为红军家属犁田，也不见雷公打哪个。”人们都和着她笑了起来。毛泽东笑着问：“你们代耕一亩田，要多少工钱？”“要什么钱哟。”李玉英说：“红军在前线打仗，我们帮人家做点事还会收钱？连茶饭都是各人自己带得来。”一行人进了村，来到火叉塘屋场，迎面一幢新房子。路过新屋时，毛泽东发现，新屋的梁椽间夹有火烧的旧料，驻足观看。屋主马海荣就说：“不久前失火，烧了一间半屋。乡互济会救济我六吊钱，大家帮工、捐木料、捐砖瓦，几天工夫又把房子盖起来了。”毛泽东边看屋子边问：“有没有村干部来帮忙？”马海荣笑容可掬：“乡干部都来了，村干部更来了，村干部做了工都回自己家里吃饭。你看，那根大梁是村代表主任捐的，他会做木匠，量了尺寸，做好了扛过来直接上梁。”隔壁不远，邻居是军属刘长秀，家里贴了好几张立功喜报。毛泽东等人就进屋去看，问刘长秀：“当红军立功的是你家什么人呀？”刘长秀一边端凳，一边答：“一个是我老公，在一军团，一个是我儿子，在三军团。”谢觉哉竖起大拇指：“呱呱叫，呱呱叫，父子双双立大功！”曾子贞趁机说：“我唱山歌里的事，有几件是这家的。长秀婶，你把政府关心你们家的事，讲给上面来的同志听一下……”毛泽东边问边记，不久，写下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一文。毛泽东号召：
“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1934年1月27日，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发出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长冈乡的名气越来越大，兴国山歌越传越远。
日也唱，夜也唱，那些日子，山歌成为了曾子贞生命的全部。她在山歌中咀嚼过悲痛，也在山歌中品尝了爱情和欢乐。
就象今日的明星，山歌大王曾子贞身边也有不少追星族。
有一个崇拜者，名叫赖明山。赖明山是个复员的红军伤兵。赖明山很年轻，比曾子贞还小两岁，是个打矮炉子的小铁匠。所谓打矮炉子的铁匠，就是那种挑着炉子四处游走，上户串门寻活干的铁匠。赖明山出生贫苦家庭，自小没有文化，却最喜欢听，喜欢唱山歌。
赖明山特别喜欢听曾子贞唱山歌，听得入迷，经常挑着矮炉子，跟着红军山歌队这山转那山走。
到一个新地方，白天，他吆喝着打铁，晚上，占一个位子听歌看戏。有时，山歌队人手不够就到后台去，找机会上前，帮一把手或者帮一下腔。
当过红军，又不是外人。大家对他也像队里人看待，唤来唤去支使他。他叫唱就唱，叫演就演，一来二去，越唱越好，就能够顶一个角色唱山歌。
一个人，真正投注感情唱歌，歌声是会感动人的。
虽然，赖明山的声音不宏亮，但歌声很富有感情，给人一种特别的震撼。当谢昌宝在战场上被打死后，赖明山丢掉了小矮炉子，正式成了曾子贞唱山歌的第二个搭挡。
两个人，都是全身心投入地唱山歌，唱来唱去，唱出了爱情。
1934年，二人唱成了一对山歌夫妻。
红军长征离开兴国的时候，曾子贞带着山歌队的同志，在五塘桥头搭台子，流着泪水，唱了三天《十送红军》等歌曲。嗓子唱哑了，嘴巴唱出了血。
“新做斗笠圆丁当，送给哥哥上前方，保佑哥哥打胜仗；打败敌人回家乡。”“送郎送到筲箕窝，眼睛流泪嘴唱歌，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一步一流泪，三步一回头。朝夕相处的红军兄弟，一队队开走，她们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红军战士也是无限眷恋，泪眼汪汪……
以后的日子里，千百次地，曾子贞回忆这送别的场面，只见红军千千万万列队而去，翘首盼望，却不见几人能够走回来……
红军长征离开兴国后，日子就苦了。曾子贞夫妻跟着县委打游击，当时，她已怀孕8个月，整天挺着个大肚子，在山上转悠，步履一天比一天艰难。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
在均村乡大山上，一个无遮无拦的山洞里，曾子贞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荷英。
天寒地冻，衣衫单薄，冻得牙齿打架。可是，荒山上，除了呼啸的北风什么也没有。有一位游击队员，寻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一箩筐砻糠，他把砻糠撒在曾子贞和婴儿身上御寒。砻糠又怎么能够御寒呢！不几天，荷英就被冻死了。
坐月子，连饭也没得吃。每天，跟着游击队们一起吃野菜苦熬，硬撑着跟游击队翻山越岭转移，有一次，在桥头岗遇见了打游击的曾山。曾山当时是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全省的对敌斗争，但他们也没饭吃，没衣穿，斗争十分艰苦。
1935年春，曾子贞等人在兴国县方太乡的方山岭休整时，整座山都被白军包围了。她与赖明山，还有一个叫柏翠的女干部，一起突围下山。
辗转的山道上，一伙白军冲上来，首先抓住了曾子贞。
“喂，你是红军吧？”当时，曾子贞手里，牵着一个男孩子。连忙随机应变：“我一个女人家，哪里是什么红军，我是一个富农婆，被逼得逃上山来的。”白军就放掉了曾子贞，一会儿，又抓住赖明山，问他是不是红军。赖明山顺口说自己是富农也就没事。可他太老实，说话不会转弯子，竟然说：“是。”就被白军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赖明山在监狱里，做了两个月的苦力才回家。
赖明山是个大老实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山歌手，却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革命者。
提到赖明山，曾子贞说：“老实人，就该老老实实地过活，没有那个本事，就不要去惹麻烦。”出狱后平静了一年。就有一个人来，叫赖明山去做地下党的工作。不久，那人叛变，把赖明山供出去，又被国民党抓到高兴乡的竹篙山集中营，打得皮开肉绽，差点儿送命。
好不容易，熬过那段流血的日子。“文化大革命”，赖明山又成了叛徒，被揪斗，整得死去活来，一辈子吃尽了苦头。
红军北上后，曾子贞夫妻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感觉低人一等。因为她原先到处唱歌，名气太大，认识她的人不知有多少，随时都可能有灾祸降临。
那段日子，是曾子贞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由于白军的搜捕，曾子贞有四五年不敢上街抛头露面。后来，风声不紧了，曾子贞曾悄悄地上过一次街。
来到县城筲箕窝，这原是红军送兵的地方。
睹物思情，正怀念红军，冷不防，有个摆盐摊子的女人窜出来，一把揪住曾子贞的头发扭打起来。
原来，此人就是蕃薯婆，她的小老公被曾子贞唱歌扩了红。
蕃薯婆一边揪打，还一边哭骂：“打死你去，打死你去，就是你，宣传我的老公去当红军，弄得我现在当寡妇婆。弄得我的小孩没有爸爸……”此女人是个有名的泼辣婆。曾子贞挣扎着要走脱，不意，又有几个妇女，闻声扑过来扭打曾子贞，有的用手指拧，有的用指甲掐，有的用牙齿咬，蕃薯婆脱下鞋子用鞋底打她的脸。片刻间，打得她鼻青脸肿，鲜血直流……
当街受辱，给曾子贞带来极大的刺激。伴随着尖叫声，那拼命的掐、拧、咬，凝聚多少暗怨、夙恨呀！如果是白军，或者地主还乡团打骂自己，理所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却偏偏是自家姐妹、红军家属，用发自心灵深处的怨恨，殴打自己，要与自己拼命。
无意之中，自己竟成了两边的仇人。
那些个无尽的朝朝暮暮，曾子贞生活在黑暗之中，时时反省自己的革命生涯：
一方面，曾子贞认为自己没有错。为了革命，她不但先后把自己的两个丈夫送上前线，还把自己四个兄弟，都动员上前线，全部英勇牺牲。作为一个女人家，自己还拼命上前线，虽然没有阵亡，那是白军的炮火没有瞄准自己，但是，自己至今仍在承受着最大的牺牲。
另一方面，曾子贞又觉得，自己确实给别人带来了悲剧和痛苦，正是因为自己的动员，人家的丈夫才告妻别子，毅然走上前线，最后牺牲，为世界留下了一群孤儿寡妇，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所有射向她的目光都带着棘刺――充满了哀怨、责备、仇恨。
她陷入了一种无法避免的凶残之中。在那社会现状的压迫下，她绝望了。一切希望都荡然无存，只有山歌无声地在她心间运行。
1937年10月3日，国共合作，陈毅从赣州往南昌谈判，途经兴国。曾子贞与陈毅见面，痛哭流涕，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陈毅告诉她：“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要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默默地坚持，默默地等待。
由于沉重的内疚感压迫着，从此以后，曾子贞再也不敢上街了。担惊受怕，每天以泪洗面，提心吊胆，像老鼠一样地活在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