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选被捕，非同小可，他曾任中共赣县县委书记，对整个赣州党的地下工作了如指掌。万一出问题，赣州地下党就可能一锅端。

    贺怡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何三苟、何光富、何光柱、胡由先等人聚拢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办法，决定立即采取两条措施：第一，贺怡一家立即迁出陈坑村，转移到湖边乡岗边排村。第二，通过内线，积极组织营救王贤选。

    岗边排距赣州十里多路，是个较大的村庄。村里有座庙，叫做“三宝经堂”。贺怡的父亲贺焕文早年当过道士，此时，又蓄起长须重操旧业，当起了“三宝经堂”的师傅。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经过了一系列风风雨雨，迁居岗边排村不久，1935年2月，贺怡分娩了，生下一个男孩，起名毛岸成，后改名为贺麓成。这是贺怡与毛泽覃生的第三个孩子，望着婴儿，朝思暮想，她多么盼望毛泽覃能如约而行，突然出现在面前，看望他们母子俩呀。

    左盼右盼盼不来，盼来的却是噩耗。

    有一天，一个拖着残腿、讨饭找来的失散红军，对她说∶“好嫂子，知会您一声，毛师长在战斗中牺牲了……”那一会，天昏地旋。那位渐渐隐去的高大英俊的、充满血性的毛姓丈夫，一刹那，浑身血腥地撞上心口，双眼里，他出奇地清哳，如同近在咫尺。贺怡叫不出声，悲哀无助地倚着别人家的门框。这种人鬼殊途的感受，揪扯着她年轻的心……

    与妻子贺怡的长久之疼不同，毛泽覃是一眨眼间，妻儿一闪，他便剧痛地死去。

    毛泽覃之死，贺怡从好些人口里才得端详。

    从赣南突围到闽西，又从闽西四都山区踅回瑞金的毛泽覃，已经衣不遮体，十几日无炊可餐，饥肠辘辘。他们陷入更加密实的包围圈。所以，他的结局是必然的，而他的死亡过程，却充满巧合。1935年4月25日，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山上，他被敌毛炳文部的便衣队乱枪打死。那夜，夜宿一个破纸棚里，他叫战士何毛狗下山侦察。何走不远，心中害怕，抱着枪团着身躲入丝茅丛睡觉。

    天亮时，敌人便衣队路过，听得鼾声，捉住何，并且顺藤摘瓜。一时，坳地枪声大作……

    夺路而出的几个战士，先后倒地。毛泽覃眼看突围无望，把文件销毁，率领部下英勇反击，拼死杀敌，不幸腿部着弹，接着胸部中弹……敌人从他上衣口袋，翻出了一张背后有毛泽东签名的照片，如获至宝，并取了他的首级……

    毛泽覃的牺牲，没有把贺怡击倒。她告诫自己，必须尽快从个人痛苦中解脱，揩干眼泪，独挡一面，领导地下党对敌斗争，以血洗血。

    月子里，贺怡便积极开展了营救王贤选的活动。一方面派人密切掌握王贤选的狱中情况，一方面找到王贤选的母亲、舅舅等人做工作，商讨营救办法。王贤选的舅舅名叫胡叔伦（又名胡子寿），是当地的联保主任，起初有些害怕，经贺怡做工作后，答应出面帮忙。他说：“把人从感化院里救出来，关键是要用钱铺路。”当时，地下党没有什么活动经费，贺怡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自己上山砍柴、开荒种菜，平日纳袜底、织纱线帽等换点油盐。为了拯救同志，贺怡把手头仅有的钱，全部交给了胡叔伦，还远远不够。王母救子心切，又卖掉40担谷田做活动经费。

    有了钱，胡叔伦以联保主任的名义四处活动，邀请了城乡十大姓氏，60多个保人联名俱保，又亲自为王贤选代办了“自新”手续。当年10月，久经考验的王贤选，终于化险为夷，平安回家。

    1936年，白军的“剿匪”、“剿共”集中在大庚、信丰一带，城镇相对平静下来。

    正确分析形势后，贺怡、王贤选决定乘敌人松懈之机，抓紧恢复、发展党组织。

    每天，她像本地妇女那样，背着孩子混在群众中，一边劳动，一边聊天，晚上则走家串户做工作。经一个时期的考查、考验，她亲自发展了十多名党员，逐步建立了龙庄上、佛岭背、桑芜下、黄沙桥、刘家坊、湖边、石人前、岗边排等党支部。

    到1936年夏，恢复、发展了胡叔伦等140多名党员，成立了五个党的区委。

    经粤赣边特委批准，成立了中共赣县临时县委，贺怡担任了县委书记，领导整个赣南党的地下工作。为方便党的活动，王贤选与人合作，在水西街上开设了一家名为“三合顺”的水酒店；刘兴发开了一家服装店；李声洪则开设了一处茶摊，作为联络处。同时，胡叔伦利用“联保主任”的职权，将党员钟元素、谢华禄、吴继泉、李声洪、方世莹、何光旺等人，分别担任了保长、副保长、甲长。于无声处，赣州一带党的地下活动如星火燎原，向四处蔓延。

    那一日，贺怡又接到陈毅密信，粤赣边游击司令部要求地下党迅速购一批药品。说到药品，贺怡不由双眉紧皱。入赣州城购买药品倒是不难，就是难以运出城门，头年冬，地下党组织给游击队运送物质，两名同志出城门口时被守卫识破，壮烈牺牲。

    怎么办？山上游击队员生活异常艰苦，长年累月在饥寒交迫，缺医少药的环境中坚持战斗。许多伤病员因缺乏药品，被活活折磨而死。药品就是生命，无论如何，也得把药品送到游击队手里。但是，有什么好办法呢？

    “可有尿卖——”，“可有尿卖——”。

    天已蒙蒙亮，一夜未眠的贺怡刚眯上眼睛，又被隔壁邻居相约进城买尿的声音吵醒。原来，本地农家多以种菜为生，每天有到城里收集尿水、粪便的习俗。

    她烦躁不已，霍地把被子往头上一盖，哗地又将被子一掀，从床上坐了起来。灵机一动，破怒为笑，嘿，这不就是现成的办法吗！赣州西津门雄伟、墩实，还是宋朝建筑。此门高约三丈余，连结着一环一环的城堞、城堡、城垛，曾阻挡了红军六次攻打。如今，戒备森严，是出入赣州城的必经关卡。

    旭日东升，城门内外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派喧闹，唯有三三二二挑大粪、挑尿水的经过，人们才捂着鼻子避让。也唯有这些菜农，大摇大摆，毫无顾忌地来到哨兵面前，接受检查。哨兵则憋着气，脸色憋得通红，例行检查的动作特别快。查完，也不说话，只是连连挥手让其快走。

    神不知，鬼不觉，这时，药品已经运出城了。原来，贺怡早已安排将粪桶制为两层，大批药品就装入厚厚的夹层内，来来往往，蚂蚁搬家，从哨兵的眼皮底下出城。

    几天后，药品运到了山上游击队手里。陈毅不由乐呵呵地夸赞：“贺怡这鬼妹子，鬼点子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