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陕北读书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文辉抗叶健君 本章:毛泽东陕北读书

    请看抗日时期到过延安的德国友人王安娜的描写:

    李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1937年5月,他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寄了一本给好朋友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全书854页,毛泽东自己说读过10遍,写了3500多字的批注。自己读了不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

    这种读书时尚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对党的成长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

    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些哲学著作还有:

    1936年10月,毛泽东给当时在西安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仅仅是1937年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毛泽东就引用过12本著作,开列如下:

    《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艾思奇著)《哲学概况》(张如心著,1935年10月出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等著,柳若冰译,1935年3月出版《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1930年8月出版)《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译,1936年出版)《机械论批判》(故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1932年出版)《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1933年出版)等等。

    从亲历者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人们爱书的程度:“过封锁线时,同志们为了轻装,把许多日用品都扔掉了,夹被、背包里却背过来一本、两本马列主义的书籍。”

    在延安出版条件差的情况下,毛泽东利用各种途径搜集马列著作及其他著作。

    从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从1936年8月至1941年,5年读书200多万字,并写出27000字的批注。

    在1938年,毛泽东就满怀信心地预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在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

    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利亚学派的哲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墓、布哈林之错误》、《做什么》、《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辩证法·量与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读得最细。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先后在这本书的两个版本上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3万字的批注。书中还分别画了许多圈线。

    在陕北,在延安,毛泽东读了哪些马列著作呢?

    在延安,虽然生活清贫,条件艰苦,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学习、读书却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由此也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延安许多生活日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读书,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党的干部都来读书。

    毛泽东不仅读马列经典原著,而且广泛阅读中外学者的著作,还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当时正在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毛泽东的读书情况,在《西行漫记》中记下了这一幕:

    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也作过几千字的批注。

    正是基于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责任感和这种强烈的挑战意识,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利用西北大联合后陕北局势相对平静的良好时机,阅读可以搜集到的马列原著和其他哲学著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

    当初在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由于革命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够。这直接影响到共产党人从总体,从世界观的高度,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发生的许多失误与此有密切关系。因此,毛泽东自己努力学哲学外,还组织大家,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哲学。1938年9月,毛泽东倡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领导人和哲学家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在新哲学会成立那天,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请客,以示庆贺。

    引言

    1936年9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刘、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张闻天领导成立了《资本论》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曾自述10多岁才出山求学,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几年资产阶级的书,到年才第一次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红军将士又长期在山沟里打游击,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太多。因此,教条主义者进入中央苏区夺权时,就把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军事顾问李德也曾嘲笑毛泽东是“无知的乡巴佬”。甚至在遵义会议以后,对毛泽东不服气的教条主义者还在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有的人说:“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所以,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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