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驰骋中原大地

    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

    这是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郑位三，给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的一封信。当化装的交通员陈锦秀历尽艰难将这封信送到省委领导手里时，己是一个多月后的11月4日了。

    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接信后非常激动，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不久前，红二十五军在皖西的太湖、潜山之间的陶家河，与国民党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打了一仗，激战两天一夜，红军伤亡较大。

    这时，部队正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进行休整，对下一步怎么行动正没有主意。现在听说中央派人送来了重要指示，使他们在挫折中看到了希望，怎么能不激动、不高兴呢。

    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当即召开了会议，对皖西的工作进行了布置，组织了军留守处。6日晚即率红二十五军西进，两夜一天急行军200多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8日拂晓到达河南光山县城东南50里处的斜山寨。

    部队吃饭、休息还不到2小时，寨东和寨南突然同时响起了枪声。原来，尾追我军的敌10个团的“追剿队”已分别从寨东和寨南跟踪而至，乘我不备发起了进攻。面对仓促应战的不利形势，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考虑到部队已十分疲劳，靠“走”无法摆脱敌人，决定先打垮敌人的进攻，然后再西进。他们指挥扼守寨东北和山顶的部队，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从寨南撤出一个团，隐蔽迂回到寨东北敌军的侧后，突然发起猛攻，首先打退了寨东北的进攻之敌。接着，这两支部队又分路迂回到进攻山顶敌军的侧后，发起猛烈攻击，坚守山顶的3个营也乘势发起反冲击。在红军三面夹击下，敌人溃不成军，纷纷逃散。战斗在黄昏前结束，红军以少胜多，打死、打伤、俘虏敌军4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斛山寨战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军威，为鄂豫皖省委顺利召开花山寨会议，奏响了胜利的前奏。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了常委会议（史称花山寨会议）。这是红二十五军战斗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会议认真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来的斗争形势。自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932年11月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敌军。但是，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危害和敌人残酷“围剿”下，根据地越来越小，形势越来越严重。是继续坚持斗争还是实行战略转移，党中央曾有过两次指示，省委也有过半年多的酝酿，但一直未能作出决断。这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中央苏区派程子华带着新的指示于9月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使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决策有了重要依据。

    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重要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够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会议一致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以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留下高敬亭同志和一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同时决定，红二十五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花山寨会议，揭开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序幕。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多名指战员，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向桐柏山区的进军。

    17日在罗古寨击退了敌军“追剿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当晚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了平汉铁路，以最快的速度向西前进，一下就进入了桐柏山区。

    红军闪电般地进入桐柏山区，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这一突然行动，使蒋介石大感意外，大骂部下“太大意了”，同时急令“追剿队”5个支队跟踪追击，并令驻河南泌阳地区的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和驻湖北老河口的第四十四师肖之楚部，迎头堵截，妄图以30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趁我军孤军远出、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包围歼灭。

    桐柏山区范围较小，离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小，敌军又大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于是省委果断决定：立即转向伏牛山区，开辟立足之地。

    为迷惑和调动敌人，隐蔽我军意图，军领导派出少数部队急速西进，佯攻湖北枣阳县城，吸引敌军向枣阳集中，红军主力则乘夜冲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拦阻，绕道泌阳城东，乘虚北上。

    泌阳以北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许多围寨高墙耸立，栅垒重叠，为地主豪绅们所盘踞，并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成为红军前进路上的障碍。军政委吴焕先根据省委指示，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宣讲有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对每个围寨的封建势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抗日道理，晓以民族大义，好为红军让开通路，从而争取了时间，于11月25日进抵距伏牛山东麓只有50余里的许（昌）南（阳）公路。部队准备第二天于方城县东北的独树镇附近穿过许南公路。

    26日晨，军领导以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军直分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以红二二三团为后梯队阻止尾追之敌，掩护全军前进。谁料，当红军前梯队到达独树镇附近时，却遭先期到达在此设伏的敌四十军庞炳勋部的突然袭击。这一天，恰遇寒流降临，雨雪交加，能见度差，红军先头部队发现敌军较迟。当敌军突然袭击时，许多指战员的手指冻得拉不开枪栓，以至被迫后撤。敌军乘机发动冲击，从两翼包围过来，先头部队在平坦的地形上无所依托，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随着一声大喝，只见一位雄姿英挺的青年骁将，骑着一匹栗色骡子似离弦之箭，一下冲到阵前，在危急关头稳住了部队，他就是军政委吴焕先。惊慌失措的指战员们迅速趴在泥水里，摩拳擦掌活动手指，利用地形进行抗击。面对气势汹汹猛扑过来的敌军，吴焕先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就冒着敌军密集炮火，带领部队反扑过去，冲入敌阵展开了白刃格斗。幸好此时徐海东副军长带领红二二三团从后面赶到前沿，当即投入了拚杀。这是一场殊死战斗，险象横生，危机四伏：歇斯底里的敌军，潮水般涌来，敢于刺刀见红的红军指战员临危不惧，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顶回去，终于压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但当红军组织二二三团发起3次冲击，试图打开缺口冲过公路时，都被凭借工事抵抗的敌人顶了回来，形成了僵持状态。天黑以后，红军才乘机撤到10里外的村子，顾不上吃饭休息，顶风冒雨，在泥泞不堪的乡间小道，迂回曲折地绕到守敌空虚的沈庄附近地段，冲过了许南公路，于27日拂晓抵进了伏牛山东麓，打破了敌人的堵追计划。

    独树镇激战，是长征途中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孤军驰骋于中原大地的红二十五军，长驱直入伏牛山以后，使敌人慌了手脚。敌四十军和“追剿三队”主力相继跟踪追到。由于伏牛山区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创建根据地比较困难。因此，省委决定继续西进，直奔豫陕边界的商洛山区。

    蒋介石为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急调开封的第六十师至卢氏县城以南朱阳关、五里川一带，控制了红军入陕大道。红军改变路线，另择小路从卢氏县城城南与洛河之间神速西进、于12月8日从铁锁关（又称箭杆岭）进入陕境，在三要司歼灭陕军1个营，9日进至庾家河。10日上午，正当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创建新根据地问题时，敌六十师突然奔袭而来。红二十五军当即进行了长征中又一场殊死战斗。指战员们以刺刀、手榴弹、大刀与敌人拼搏，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将敌人打垮，毙伤敌800余人。红军也伤亡200多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庾家河战斗，最后打破了敌人从鄂豫皖、桐柏山到伏牛山、商洛山的连续追堵，胜利完成了红二十五军在中原大地长驱1800余里的第一次战略转移。

    从1934年12月中旬到1935年7月上旬的近8个月时间内，按照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会议上作出的“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决定，红二十五军一边作战，一边开辟根据地，把粉碎敌人的“围剿”同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红军先后攻克镇安、宁陕、佛坪、洛南等县城，在十数县范围内，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武装割据的新局面。红二十五军也发展到了3700多人，还发展了2000多人的地方武装。

    根据地的建立，又为战斗胜利提供了保障。红二十五军在8个月时间里，先后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其中著名的有葛牌镇战斗，消灭敌柳彦彪旅5个营；华阳战斗，消灭杨虎城警备二旅2个团，旅长张飞生负重伤，第四团团长被俘；九间房战斗，又消灭张汉民旅5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民（中共地下党员，被误杀）；荆紫关战斗，活捉敌人军需处长，缴获大量物资；袁家沟口战斗，全歼敌警备一旅2个团，活捉旅长唐嗣桐等，粉碎了敌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此后，红军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来从报纸上得悉，长征的中央红军已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同时获悉，蒋介石正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地区集结，妄图围堵红军主力。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重大战略抉择。

    正巧此时，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经由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子午镇，及时送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的确切消息。7月15日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并确定合并鄂陕、豫陕两特委，组成新的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各游击武装力量，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这是鄂豫陕省委独立自主作出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符合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合的热切愿望。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近4000名指战员又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在周至县两次击退尾追的陕军2个团后，军领导为隐蔽行动意图，遂于22日晨由辛口子向南折入秦岭山中，经青岗砭、厚珍子、二郎坝等地，佯作进击汉中的姿态。27日在留坝县江口镇，省委决定休整两天，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随后秘密向西北挺进。

    8月1日，红军以二二三团一营为前卫，轻装奔袭20余里，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歼敌一部。该营三连于当晚又在双石铺东北3里处，俘获1名由凤县而来的敌军少将参议，并缴获许多文件和报纸。军领导综合敌军文件、敌少将参议口供及报纸提供的情报，证实了主力红军正在北上，而胡宗南、鲁大昌、王均、邓宝珊、马鸿宾等大批国民党军队都部署在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防堵主力红军北上。据此，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立即率领部队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红军以手枪团化装潜入甘肃两当县城，配合主力于8月3日攻占该城，随后由利桥镇转向西北，于9日晚一举攻克天水县城北关，直捣敌人后方，迫使敌军急调第三军十二师回援。红军又乘胜渡过渭河，在11日进占秦安县城，大胆向敌军纵深挺进，于8月14日进抵静宁县城，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守敌新一军十一旅异常惊慌，急电向兰州求援。

    红二十五军的大胆穿插，神速西进，使蒋介石极为震惊。早在6月份，他就对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无可奈何，慨叹“徐匪（海东）数月以来，猖撅流窜，实属可虑”。7月21日，他自成都“行辕”向西安绥靖公署发出电令斥责：“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8月15日以前肃清，如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8月10日，蒋介石再次电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他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各抽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

    8月17日，红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后，连夜翻越六盘山，继续沿西兰公路向东挺进，于19日逼近平凉县城。平凉守敌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一面令一零五团增援平凉，一面令骑兵团和一零四旅二零八团向泾川县城集中，妄图将红军逐出陇东。马鸿宾亲自督战，乘一辆“万国牌”大汽车，率一零五旅3个步兵营，紧紧尾追红军不放。红军便于傍晚时分抢占打虎沟高地，冒雨阻击敌人，将敌军全部打垮，歼敌一个多营，师长马鸿宾险些被活捉。

    这时，红军面临的情势也是非常严峻的。长途奔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加上连下两天大雨，西兰公路以北的泾河水涨势很猛，部队无法北渡，公路南面被一道几十里宽的高塬所阻，毫无回旋余地。在此危急时刻，军领导果断决定暂时离开公路，翻过南面的王母宫塬，南渡泾河支流汭河，摆出佯攻灵台、“夺路入陕”的态势，实则西去进击崇信县城，仍然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并继续探听主力红军的行动消息。

    不料，就在部队由王村爬上王母宫塬时，又发生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第三次生命攸关的一场恶战。

    王母宫塬，是一段地势突兀的位于泾河与汭河之间的黄土高坡。南面的十数丈崖壁下便是东流的油河，平时水流缓慢，深不过膝。因几天来大雨滂沱，眼下河水暴涨，给渡河造成很大困难。8月21日，军政委吴焕先指挥手枪团和二二五团抢先渡过河去，占领南岸高地，以防径川之敌突袭；二二三团担任后卫掩护。正当军供给部和军医院过河时，山洪突然暴发，几个战士不幸被洪峰卷走，只得暂停渡河。这时，全军的骡马担架、行李挑担、医疗药品、军械器材、伤病员等都拥挤在汭河北岸，正处于古人所说的“军之半渡，兵家大忌”之时。王母宫源上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敌一零四旅二零八团1000余人，在1连骑兵配合下突袭而来，妄图乘红军半渡之危击败红军。

    担任掩护的二二三团第三营当即凭借房屋、土墙、窑洞，与敌展开激战。先头两个团已经过河，无法回援，担任后卫掩护军需机关任务的二二三团，完全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如不坚决打退敌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军领导立即命令二二三团一、二营全部投入战斗，阻敌进攻。吴焕先政委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五六十人，抄一条隐蔽小路，一鼓作气从河边攀上源顶，一下插入敌人尾部，切断敌军退路，从侧后向敌军发起攻击。“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吴政委一边高呼，一边与战士们一起狠狠打击敌军。红二二三团3个营，在几挺重机枪火力掩护下，趁机向敌发起猛烈反击。只顾向四坡村汭河边围攻的敌军，没想到忽然背后杀出一支奇兵，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夺路逃窜。二二三团指战员们乘势冲上前去，与敌展开肉搏战，最终将敌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歼灭，击毙了敌团长马开基。

    经过王母宫塬上的这场恶战，红二十五军虽然转危为安，但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亲率指战员们断敌后路、冲锋杀敌的军政委吴焕先中弹牺牲，年仅28岁。指战员们处于万分悲痛之中，无不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两军合一人精马壮

    王母宫塬恶战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在灵台、崇信、陇县之间的三角地带，积极探听主力红军行动的信息。部队所到之处，军领导都派出手枪团四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极力寻觅有关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北上动向。但由于没有电台通讯，黄土沟塬消息闭塞，对主力红军过草地后的行动消息一无所获。

    这时，敌情也起了重大变化。敌第三军十二师、一一三师、六师十七旅、三十五师等部队，正向灵（台）崇（信）陇（县）三角地带调动。军领导考虑到敌军正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一时又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确实消息，继续滞留在这一地区十分不利，遂决定立即奔赴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合。

    8月30日，红二十五军经华亭县安口窑北上。在平凉城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经镇原、庆阳，翻沟跨源，兼程北上。9月4日，担任后卫的红二二五团三营遭敌骑兵团突然袭击。徐海东指挥二营投入战斗，掩护三营突围。

    但因敌众我寡，二营也陷入重围，情况十分危急。团长方炳仁带领一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火力阻止敌人进攻，掩护徐海东飞马突出重围，而方团长以下2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随后，部队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

    陕甘边界一带地脊民贫，人烟稀少，无粮可筹，全军处于严重的饥饿威胁之中。许多营团干部只得忍痛杀马，让指战员们充饥果腹。正在这时，恰遇一个赶羊商贩经过，四五百只羊被部队如数买下，才解除了全军的饥饿威胁，得以继续前进，于9月7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豹子川。省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军领导对部队作了同陕北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要求部队遵守纪律，注意团结，向陕北红军学习。随后，全军3400多人继续北进，于9月9日到达永宁山，与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刘景范得悉消息，立即报告了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工委当即发出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支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发动群众，送慰问品，欢迎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在永宁山稍作休整后，经过4天行军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这样，红二十五军至此胜利完成长征，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部队。

    1935年9月18日，在永坪镇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4周年。会场上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幅标语，无数红旗迎风招展。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

    联欢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先后讲话，分别代表陕北根据地人民和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等，祝贺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师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全军团下辖3个师，共7000余人，人精马壮，有力地壮大了陕北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这时，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指挥东北军4个军11个师及陕军、晋军2个师又5个旅，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的战法，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领导针对这种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抓住南线敌六十七军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利用延安南部劳山地区的有利地形，耐心设伏3天。10月1日，敌一一零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埋伏的红七十五和七十八师指战员，同时从公路两侧向敌人行军队形发起猛烈冲击，经5个多小时激战，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敌人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洲、团长杨德新以下千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使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遭受严重挫折。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以及劳山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奏响了胜利的欢迎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