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坝“声讨”毛周张搏

    张国焘9月9日给陈昌浩发出密电以后，情绪不宁，几度揣摩着可能出现的情况，焦急地等待着陈的回电，度过了难熬的一天。10日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急电：“一、三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电报还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军团是乘夜秘密移动的，连对敌警戒任务也未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某些驻地完全暴露，等前指发觉这件事，一、三军团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直接命令的……

    张国焘阅罢电报，气得像头发怒的狮子，暴跳如雷。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等人会来这一手，便一个人在总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起来：“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连一点信义都不讲，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他的脸都气歪了。

    正在这时，朱德总司令走进办公室。张国焘马上对他大声说：“毛泽东搞分裂，带领一方面军私自走了。你看看，这是陈昌浩刚发来的电报。”朱德看完电文，十分惊诧和焦急，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纹丝未动地站在那里，望着窗外灰暗的天空，脸上泛起了一种极其痛苦的表情。

    张国焘余怒未消，又愤怒地发泄道：“毛泽东抹煞总司令部的职权，私自带兵搞分裂，我们也只好单独行动了，不再听中央的那一套。”朱总司令深沉、严肃地对张劝说道：“一方面军进到甘肃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过他们，仍会遇到很大危险和困难。希望一般同志不要过多责难，应以党的团结为重，最好大事化小，从而弥补这个裂痕。”张国焘见朱德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也没有再说什么。

    张国焘随即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剩下的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军，回师南下，重过草地，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

    左、右路军二过草地，艰苦更甚，途中又遇大雨，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屡有减员。

    张国焘为推卸分裂的责任，为他的南下行为辩护，于9月12日致电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首长，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会悔之无及”，“不拖死也会冻死”，说什么“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望一、三军团速归来”。

    中共中央为了继续挽救张国焘，团结四方面军北上，于9月14日从俄界再电张国焘：“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将电报一掷，生气地对黄超说：“自己往北边逃跑，还要人家跟着逃跑，岂有此理！”黄超见张发怒，在一旁看着，连气也不敢出，更不敢说什么了。张国焘随后想，不能老是这样电报来往，应该开一个会议，把事情公开，今后我张国焘做点什么，也好向大家交代。张国焘拿定了主意。

    9月15日，张国焘决定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在阿坝的格尔底寺大殿内举行。大殿内高挂着一条“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标语，非常引人注目。到会的约有100多人，除省委委员外，张国焘还动员来了工会、共青团、妇女干部的代表，以壮声势。他还特意通知朱德、刘伯承一定要到会，并让他们坐在指定的最前排的长凳上，两旁坐的是徐向前、陈昌浩、黄超等红四方面军的人。

    会议开始了，张国焘首先作报告。他激忿地告诉大家，毛、周、张、博等人私率一、三军北上，搞分裂逃跑了；他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和红军的团结，不顾中国革命的利益；他鼓吹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他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坚决反对毛泽东等人的逃跑政策。

    经张国焘这么一渲染，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有的开始愤怒起来，有的似乎迷惑不解，也有的沮丧不安，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秩序开始有点骚动起来。

    张国焘为了造足气氛，竟添油加醋地大声说：“毛泽东等人向北逃跑时，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你们说这叫什么行为？还有没有一点人道主义……？”这时，人们激愤了，骚动的会场乱糟糟起来。“反对右倾逃跑！”有人喊起了口号。“控诉毛洛周博的逃跑罪行！”有人举起了拳头。“坚决跟着张总政委南下！”也有人表示了决心。

    张国焘看看火候到了，瞥了朱德、刘伯承一眼，不怀好意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就讲嘛！”他的话带有煽动性。一些与会者就把矛头指向了朱德：“总司令，你必须与毛泽东的逃跑错误划清界限！”“总司令必须当众表态！”张国焘趁机挑动说：“总司令，你讲讲嘛，表个态。”

    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他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是举手赞成同意北上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人家都叫‘朱毛’，哪有‘朱’反对‘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也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你是老糊涂，老右倾，老不死！”黄超不满意朱德的表态，居然谩骂起来。刘伯承憋不住了，站起来怒不可遏地厉声喝道：“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黄超又转向刘伯承：“刘瞎子，你反对批判毛泽东的分裂行为，为什么不跟着他们逃跑啊？”刘伯承是为了保护朱总司令，才把目标引到自己这边来、引火烧身，好让朱德少受一点围攻。

    黄超转身又责问朱德：“你说毛泽东对，他们为什么烧仓库里的东西？”这时朱德愤怒了，他义正辞严地驳斥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对俘虏都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我们缺乏枪支弹药，更不会烧的。这完全是造谣！……”朱德的话还没讲完，张国焘生气地冲着大家说：“不管怎么说，北上是逃跑主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打到成都去吃大米！”

    “对，打到成都吃大米！”“拥护南下进攻路线！”格尔底寺大殿内，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在一片吵吵嚷嚷声中，张国焘操纵通过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成为他反党罪行的重要证据。

    另立“中央”自封“主席”

    9月下旬，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的第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红五、九军团），共8万多人，分别集结于大金川的马塘、松岗、党坝、卓木碉一带。

    张国焘在阿坝导演了一场攻击党中央北上路线的闹剧之后，还嫌不足，又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等名义，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会议，目的无非是诽谤中央，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10月5日，张国焘把反对中央、搞分裂的活动推向了顶峰。这一天，他在卓木碉最大的一个喇嘛庙——白赊喇嘛庙里，召开了一个有四五十名军以上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自编自演了一场另立中央的丑剧。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由他作长篇发言。他先大肆攻击党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这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而是“政治路线错误”。他认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四方面军。他鼓吹南下是终止退却路线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现在中央领导人继续北上，发展成了“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导致了红军的分裂。他还攻击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等等。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

    张国焘的这些话，与会者都不感到突然，因为阿坝会议及其后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大家都听到过。但张国焘下面的话，却大出与会者意料之外。他说：“目前的中央，已经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成立一个临时中央，到适当时间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他的这些话，一下子把与会者震蒙了，大家都傻了眼，连一向紧跟他的陈昌浩，也毫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其他人，谁也不想开头一炮。

    于是，张国焘以一种期待的语调问道：“你们对立刻组成‘临时中央’，有何意见？”还是黄超打破了沉闷：“我们再不信任原来的中央了！”李特跟着说：“中央既然丢下我们，我们不再跟中央跑了！”张国焘满意地点点头，但他想得到朱德“关键一票”的支持，便问道：“总司令，你说说怎么样？”

    朱德感到痛心、茫然，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个整体嘛。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难办到。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可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很不满意，又不便发作，便转向刘伯承：“总参谋长，你说说。”刘伯承忧心如焚，便从红军当时的处境，敌人的动向，革命的前途，讲到“红军只有团结对敌，才有出路……？”“好了，好了，谁要你作政治动员报告！”张国焘不满地打断刘伯承的话，又转向徐向前，要他表态。徐向前不晓内情，左右为难，只好说“让我想想”。

    这时，张国焘也不再问下去了。他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一长串名单说：“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委员有张国焘、朱德、刘伯承……”

    他接着说：“毛、周、张、博分裂红军，拒不执行军委和总司令部南下的决定，宣布开除其党籍，并下令通缉。叶剑英、杨尚昆应免职查办。临时中央主席由本人暂任。适当时候再正式选举成立中央，报第三国际批准。”会场又沉寂下来，与会者都感到吃惊。张国焘又点名了：“朱总司令，你有何意见？”

    “你既然叫我总司令，我这个总司令岂能反对中央？我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朱德平静地回答说。

    张国焘生气地转向刘伯承：“总参谋长，你有什么意见？”

    刘伯承很干脆：“我怕不配做你的中央委员吧，不够格吧！”

    “你——你——”张国焘连碰两个钉子，话都说不上来了。他转向大家宣布：“今天，临时中央就算成立了。不管怎么说，在座的不论愿意不愿意，都是中央委员。……”丑剧演完后，“临时中央”的招牌挂起来了。自封的“张主席”开始行使职权了。

    12月5日，他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铁证。

    张国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另立中央演完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快完结了。而此时的他，却趾高气扬，似乎不可一世。

    朱总司令委曲求全

    深受红军指战员敬佩和爱戴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由于历史的原因，把他们与张国焘连到了一起，而且是在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无疑对他们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但他们不愧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大是大非面前，沉着冷静，坚持原则，在关系到个人的处境得失时，又总是顾全大局，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

    在阿坝会议上，当张国焘逼迫朱总司令“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黄超等人威胁说不表态就枪毙时，朱德昂起头，大义凛然他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在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当张国焘另立中央，硬逼着朱总司令回答：“你究竟承认不承认我们现在成立的中央？”朱德马上给顶了回去：“你在这里硬要弄出一个中央，我不赞成，我按党章的规定保留意见，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当着大伙的面，给张国焘再次碰了个硬钉子。

    毛泽东后来得知这些情况，曾高度评价朱总司令与张国焘作斗争的功绩，赞扬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总司令不支持张国焘反对毛泽东和另立中央，遭到了张国焘的报复。

    张国焘就唆使一些下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召开小型会议围攻朱德，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有的人把朱德的住地哨兵也撤了，他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春天来临，南下部队粮食无着，大军断炊，张国焘吃小灶、喝老酒时，朱总司令却主动组成了20多人的野菜委员会，向荒山野地进军，像神农尝百草那样，为部队寻找充饥救命的野菜。

    为了减少朱德的耳目和帮手，张国焘把康克清从朱德身边调开，另行分配工作。康克清考虑朱德的安全，不想离开。朱总司令要她放心：“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团结张国焘，和他搞好关系，让整个四方面军回到党中央身边。”他要求康克清尽快到新单位工作，“去向同志们宣传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注意团结身边的同志”，并鼓励她“革命到底”。

    刘伯承由于不支持张国焘搞分裂，被张国焘撤了总参谋长的职。跟随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三十二军及调到红四方面军任职的一些干部，如曾日三、郭天民、黄火青、曹里怀、张宗逊、陈伯钧等，也因不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遭到张国焘的降职、撤职、打击甚至迫害，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朱总司令就利用各种时机，做他们的工作，强调团结一致，粉碎蒋介石对红军的围攻，将来共同北上，回到党中央身边。

    虽然敌强我弱，环境恶劣，张国焘又独断专行，但南下以后的多次战斗，朱总司令却总是千方百计为张国焘出谋划策，精心指挥，减少失误，避免红军更大损失。同时，他还时时以事喻理，旁敲侧击，规劝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

    损兵折将束手无策

    张国焘成立非法中央以后，即率部南下，制定了一系列作战计划。如10月7日的《绥崇丹懋战役计划》，10月20日的《天芦名雅邓大战役计划》等。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的红军指战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出敌不意地过峡谷、夺要隘、占桥梁、渡激流，首先攻占缓靖、丹巴、崇化、懋功等地，继而又占领宝兴、天全、芦山，逼近邛崃县境，击溃川敌6个多旅，歼敌3000余人，我军也遭到了重大伤亡。

    面对我军步步逼近成都的态势，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刘湘急调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坤等部连同当地敌军共80余团20余万人，布置于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以逸待劳，企图与我军决一死战。

    在敌我优劣明显、我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张国焘无视敌情变化，仍令红军全力进攻名山、邛崃，结果导致我军在百丈关地区与敌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血战。

    百丈关，地处四川盆地西部，是靠名山东北、邛崃西南的一个重镇。与大小金川的崇山峻岭不同，这是一个平原水网地带，宜攻难守。11月16日我军占据百丈后，19日，敌人便调集10多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我军在百丈地区10余里的长弧形阵地猛烈攻击。坚守前沿的红军指战员，无峻岭依托，无碉堡固守，仅凭水网田埂和简单的杂木工事顽强战斗。有的部队子弹打光了，就与冲上来的敌人拼刺刀；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导火索，冲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战斗异常残酷悲壮。经过7昼夜的苦战，我军虽击毙击伤敌15000余人，但自己也伤亡1万多人，许多师、团指挥员都牺牲了，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被迫将部队撤至名山西北地区防守，后又撤退到天全、芦山、宝兴地区。

    天、芦、宝地区山峦叠蟑，沟壑纵横，人烟稀少，生产落后，藏汉杂居。

    我军想在此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但由于上层反动分子组织反动武装反对红军，胁迫群众不与红军合作，计划很难实现。红军云集又不可避免地“与民争粮”，生活极端困难，加上战斗与疾病减员，红军力量日见削弱。

    同时，四川军阀主力已集中于名山、邛崃地区，薛岳的2个纵队正向雅安、天全集结，李抱冰兵力也已位于康定、沪定一带。敌人日夜赶修碉堡，加紧封锁，伺机大举向红军进攻。

    红军在这一地区，进退两难。军事受困，政权建不起来，生活极端困苦，部队日益减员，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他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这更给张国焘脆弱的心理以致命的一击。党中央要求他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活动，并在全党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使全党同志进一步了解了事情真相，认清了张国焘的反党罪行。

    1月24日，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要他立即取消第二“中央”。这无疑对张国焘又是致命的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于1月27日致电党中央：“原则同意中央路线”、“急谋党内统一”。

    2月初，薛岳集中6个多师的兵力和川军主力，开始向红军大举进犯。

    张国焘在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的情况下，束手无策，不得不承认红军如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2月中旬，总司令部发出《康道炉战役计划》，红军被迫退到西康北部甘孜地区，整编训练，等待时机。南下红军部队由原来的8万多人，减员为4万人。在这一地区停留至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师。

    张国焘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夕的6月6日，被迫宣布取消了他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同时也预示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