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谣言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话题、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未经证实”是流言、谣言的本质特征。智者告诫我们：流言始于封锁，谣言止于公开。
从2001年底的圣诞节前后至2002年1月中旬，天津市关于多名市民在公共场所被人用针管扎、注射物为艾滋病等病毒的传言甚多，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轻信，毕竟这是个文明的大城市。但是，持续20多天，文明的城市成了流言盛行的城市，几百万人好像坐在摇摇欲坠的气球上，而且气球越吹越大。传言的速度从很慢到越来越快，直至接近饱和，传言中受害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几乎整个天津都陷入了集体恐慌。据说，当时在不少天津人的身上都发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行为，且养成了一种“四顾”的习惯。
天津公安机关把其列为一号案件，出动了数百名警员，全力以赴组织破案。随后，当地警方调查发现，经对报案人身体检验，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痕迹，少部分人虽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案件中所用的作案工具证实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用扎针传播艾滋病一说，纯属骗人吓人。”当地警方盖棺定论，及时将结论公开，谣言才逐渐平息。
回顾历史，媒体之所以诞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于外在信息的巨大需求。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每个个体或群体对于信息的掌握都是单一的、片面的，所以他们需要专门的媒体来承担沟通和传递公共信息的职责。正是在此需求下，作为公众内部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平台的媒体，才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媒体既然存在，为什么现实中有些信息还不断变成流言、谣言呢？当前，流言、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第一，利益分化导致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是流言、谣言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各种利益诉求日益强烈，因而各种矛盾的冲突也相对剧烈。在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之前，人们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博弈。其中，利用一定的事件制造舆论(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是流言、谣言)，对政府施加压力。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感觉到失利的群体，一方面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利益的诉求，另一方面一些人会利用各种机会报复政府和社会。
第二，公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流言、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政权体制和国家机构的层级结构，客观上限制了公民尤其是底层社会公民利益的自由诉求。而一些地方官员观念保守，做法因循守旧，限制公民的上访、不愿与公民平等对话，在主观上封堵了公民的利益诉求渠道。加上干部考核中的一些“一票否决”的做法，更是促进了地方官员对公民利益诉求行为的限制。
第三，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不到位，助长了流言、谣言传播。政府是信息源，应该满足公众对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知情权的需要，及时、真实提供信息，应以知情权为标准。有些地方、有些官员忽视了媒体拥有代替公众获取必要的信息并传播的职能，按照某种“惯例”，阻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导致媒体不能行使正常的职责。正因为对媒体此种职能的忽略，一些“流言、谣言”才得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市场。
第四，日益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为流言、谣言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在信息传播日益方便和迅速的今天，流言、谣言的形成是很容易的。特别是手机短信和网络文字，流言、谣言制造者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获得想要的传播效果。同时，便捷的移动通话方式也大大地提高了流言、谣言产生的效率，扩大了流言、谣言传播的群体空间。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流言、谣言传播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由一起小的事件引发流言、谣言，在流言、谣言的蔓延下引发突发性事件，对社会和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流言、谣言是舆论的一种畸形形态。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不可能封锁，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过去资讯不发达年代所不能比拟的。只有对事件进行公开、透明的报道，讲究传播策略，针对实际情况进行舆论引导，疏导民众情绪，以清晰信息克服模糊信息，以准确信息克制含糊信息，才能发挥主导舆论的力量，有利于谣言、谣言的平息和事态的缓和，真正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重大事件发生后，政府如果选择沉默或者封锁信息，就是给人们有无限的想象空间，给流言和谣言无限的传播空间，给个别媒体无限的炒作空间。等到政府追查谣言，追究媒体责任时，媒体会说：就是因为你政府不说，大家又关心，我们又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只能根据道听途说、只言片语的采访作出报道。追究责任还是在政府，媒体顶多是有错而已。如果政府能及时发布真实信息，人们就没有想象空间，流言、谣言也没有传播空间，媒体也就没有炒作空间。这时即使有人别有用心地造谣、炒作、生事，政府也完全可以依法处置。
2004年我国媒体对禽流感的报道较为成功，坚持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原则，使得社会平稳安定，波澜不惊。2004年1月23日在广西隆安县丁当镇发现第一例疑似禽流感病例。1月27日，国家禽流感参考试验室最终确诊。新华网当日公布了这一消息，并报道了相关治理措施。1月26日湖北、湖南、安徽、上海、广东等地出现疑似病例，新华社和众多传媒立即进行了报道。2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原农业部副部长刘坚介绍中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治工作情况并答记者文，10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发布会。2月9日，农业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每日疫情。媒体进行大量转载，向社会公众公布。除积极报道禽流感疫情之外，媒体还积极报道各个方面的信息，包括禽流感的基本知识及其预防、政府部门的措施、国外疫情及防治经验等等。在这次抗击禽流感的战斗中，我国新闻媒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媒体将禽流感的信息毫无隐瞒地和盘托出，而且在第一时间传达到社会公众，使公众对禽流感这一传染病有了充分了解，知道如何预防，疫情发展到什么程度，自己如何避免感染等。这样一来，“心中有数”的公众就避免了不必要的恐慌，和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媒体也树立了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形象。
可以说，流言、谣言在一定程度是社会发展进步与旧体制之间矛盾的产物。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正视流言、谣言现象，在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和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形成之前，既不能走限制言论自由的回头路，又要想办法应对各种流言、谣言，不让流言、谣言形成危机，破坏和谐社会建设。
一要及时了解流言、谣言，掌握社会舆论的现状。领导者必须高度重视信息的收集、整理、传输、利用等工作，培养一批专业化的信息收集、整理、加工、传输人员，形成一套规范化、自动化的信息处理程序等。除了不断完善政府信息管理机制之外，现代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运用现代媒体技术跟踪媒体热点，经常上网，经常看报，经常与普通公民在一起。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及时掌握舆论状况。
二要培养对流言、谣言的敏锐性。对流言、谣言的敏锐性是指善于发现流言、谣言背后的问题，以及流言、谣言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流言、谣言一旦出现和传播，领导干部就应迅速分析，该流言、谣言产生的群体和流言、谣言的真实程度，分析流言、谣言所要针对的对象和流言、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的真实意图。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否则，要么判断错误，决策失误；要么无所事事，贻误时机，任流言、谣言蔓延形成更难控制的局面。
三要加强流言、谣言的预防措施。流言、谣言止于公开，政府的许多信息事关人民的利益，首先要通过规范政府的行为减少流言、谣言的产生，还要不断扩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同时，提高媒体对民生的关注度，特别是要在各种媒体上开辟专门反映老百姓呼声、反映社会不公现象的专栏；在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处理相关问题的机制，让社会矛盾得到及时关注和化解，避免矛盾的积累和激化。此外，应该在通畅、高效的利益诉求机制建设上，不断完善人民信访制度。同时，可以运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如热线电话、手机接收发布短信、领导者博客、网上留言等，广泛收集社会矛盾信息、民众关注焦点，及时发布政府声音，减少流言、谣言产生的机会。
资料链接 “第一时间”的新闻稿
2004年3月14日凌晨4时23分，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前进村一皮具厂员工宿舍发生重大火灾，7人死亡，9人轻伤。5时30分大火被全部扑灭。6时左右，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接到警情电话，7时，新闻办公室有关领导都已到达火灾现场展开调查，当天上午10时，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发布了火灾的第一篇新闻稿，公布了基本情况以及死伤人数。从突发事件发生到新闻向公众发布，不到6个小时。
四要善于击破流言、谣言。流言、谣言的产生有其特定的主体，传播有一个可以描述的过程，因此，流言、谣言的破除关键是要抓住特定的主体，在时间上掌握主动。一方面，领导干部既要严格要求政府公务员秉公执法，又要要求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教育。尤其是对相关处理决定不服的人员，要告知其权利和责任，引导公民按正常、合法的途径进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对已经形成的流言、谣言要迅速采取行动。及时与流言、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进行交流，告知传播流言、谣言的危害性和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制止其违法行为。要积极利用媒体，引导舆论，及时、广泛地公开事情的处理过程和真相。媒体在流言、谣言危机中起着双刃剑的作用，聪明的领导干部要善于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让真相走在流言、谣言的前面。
五要关注和重视网络新闻和网络传言，充分发挥政府对网络的领导和引导作用，提高政府对网络的监管能力。为了让领导干部在流言、谣言危机中有法可依，国家应当积极开展相关的立法活动，规范公民的言论行为，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打击恶意行为人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制造流言、谣言，破坏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
六要加强消除流言、谣言的法规制度建设。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于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有效与媒体合作，消除流言、谣言，具有重大的意义。该条例的颁布，使政府将有关信息充分公开，减少了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有力规范了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今后，还应该继续完善这方面的法规建设，使广大领导干部在应对流言、谣言时真正有法可依，依法行事。